该来的终于来临。
2月4号,中国传统的立春节气,中国央行终于“普施甘露”:2015年2月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除了普遍性的降准,这一次特点在于有定向降准,对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4个百分点。
上次中国央行降息是2014年11月22日,当时我在专栏《中国步入降息周期》已经指出,降息的自然延伸是降准,“贷款潜在收益下滑可能令银行贷款意愿降低,如果不配合以数量方面的放松(例如降低存准率),贷款意愿降低的效应将足以抵消企业融资意愿提升的效应,其结果是,这一降息政策导致的市场均衡将会是更高而不是更低的利率,与政策初衷相悖。”
不过,如果说这次降准有意外,那么令我意外之处并非降准本身,而是中国央行拖延了那么久才降准,这一至少表明三方面信息。
首先,经济形势比外界预期更差。中国官方公布2014年经济增长率是7.4%,创下最近二十年新低,但是这一数字其实已经好于市场预期。2015的经济形势其实更为严峻,1月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下50的荣枯分界线,仅为49.8,这是2012年9月以来首次。中国央行掌握信息多过外界,选择这一时间点降准,可以推见更多没有公布的数据不好看。
其次,则不得不谈人民币,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本质是一个问题不同体现。目前人民币持续走低,根据中国外管局数据,2014年四季度中国国经常项目顺差3751亿元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含净误差与遗漏)逆差5595亿元人民币,这被不少媒体解读为1998年以来最大规模资本外流。事实上,对比中国外汇储备四万亿的规模,当前的外占下滑规模不足为惧。
在这一趋势之下,中国央行却逆势选择降准,这也意味着央行意在对冲外占降低,可以接受人民币近期将继续走低,而且央行在中短期内仍旧有能力掌握这一局面。降准出台之后,人民币迅即走低,这应该在央行预期之内。
第三,中国央行本次选择普遍降准以及定向降准,力度大于此前市场预期,可见引导融资成本下降应该是题中之意,正如其公告所言“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促进经济健康平稳运行。”按照券商分析师预计,本次降准可以释放约6200亿至6500元流动性。
定向降准一直在市场传言之中,可见有时候“谣言”总是“遥远的预言”,令市场意外之处在于,强化版的降准以及降准的时间点。可是降息之后这么久才降准,这一举措背后并非没有代价:在经济快速下滑期间,实体经济支付的实际利率不仅没有下滑,反而上升。这本来是容易预知的。
中国融资成本居高不下根源在于利率双轨制,而民企的融资难问题矛盾不仅在于融资成本高,更在于缺乏融资途径,因此各种影子银行以及高利贷流行。长江商学院的李伟教授团队有一个 “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 BCI)”,来源是长江在校学员和校友企业进行经营状况调查。2015年1月的BCI是54.9,而 2014年1月为61.9,恶化情形可见一斑。 这一指标从统计等方面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但也可见一些信息,长江学院民企居多,这近四年的调研中,无论状况好坏,融资难状况一直存在。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金融的本质在于合作,金融发展本身对于经济发展意味着合作秩序的拓展,而顺应市场需求,始终是金融深化的唯一争取方向——即使国王可以任意将自己的头像印在货币之上,却无法使得每个人都接受这一货币。我近年开始关注中国货币制度变化,深觉顺应市场秩序的重要。即使明代中中国已经可以发行大明宝钞并强制流通,但是铁腕手段无法竞争过民间的自发秩序,其后大明王朝还是不得不依附于海外白银的输入,最终导向中国明代的十七世纪危机。监管者不应该将自己作为市场的对立面或者父母官,中央银行“母爱主义”泛滥同样伤害经济。
也正因此,在经济下行与融资困难之中,降准只是开始,未来如果再次降息,应该继续配合降准。最终来看,中国央行不得不完成利率市场化这一艰难的跨越。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近期出版《凯恩斯的中国聚会》,邮箱xujin1900@gmail.com,@徐瑾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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