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事情先说。我们不太可能重演上世纪30年代的局面。世界大型经济体没有刻意推行“以邻为壑”的贬值政策，保护主义也没有以丑陋的面目卷土重来。正如美国人常说的：情况正常，只是一切都乱了——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然而，我们不应忽视某些暗潮。美元正在飙升，出口增长正在放缓。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们普遍预期、但并未真正发生的制造业重返美国。美国的大多数竞争对手正在削减利率，他们的货币兑美元汇率下跌。如果这些趋势持续（它们会持续的），美国政治将做出反应。美元上涨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是件小事。
然而，美元上涨的步伐很难停下来。北美和其他多数大型经济体的增长差距是切实存在的——用美联储(Fed)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的话来说，北美的增长是“稳健的”。因此，它们之间的货币政策差距也在逐步扩大。美国十年期债券收益率处于仅仅1.7%的历史低位。但与德国、日本甚至英国的十年期债券（分别为0.3%、0.25%和1.3%）相比，这已经是很高的收益率了。投资者将会继续买入美元。
随着美联储迈向近十年来首次加息，这种差距将变得更加显著。其他大多数国家正在降息。在过去3周里，加拿大、印度和新加坡全都下调了本国的贷款利率。预计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将会效仿。欧洲央行(ECB)和丹麦的名义利率正在进入负值区间。欧元与美元等值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这些不是“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式的贬值。欧洲以及其他国家正在加快量化宽松步伐以提振经济增长，而不是为了要在贬值的道路上跑赢美国。但效果是一样的。
美元上涨有两方面的风险。首先，它对企业账面利润的影响越来越大。美国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的近一半收入来自海外，净利润中的海外份额甚至更高。美元越强势，它们的利润增长越弱。
在2014年最后一个季度，许多大型公司发布的业绩报告显示利润下降。卡特彼勒(Caterpillar)的利润下降25%。宝洁(Proctor & Gamble)预计，由于强势美元的影响，2015年的利润将会出现零增长。甚至苹果(Apple)和谷歌(Google)也就“猛烈的汇率逆风”发出警告。这有助于解释今年1月美国股市在美元上涨的同时下跌5%。
其次，政治上的反弹越来越大。上周，共和党和民主党施压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弗罗曼(Mike Froman)，要求他将汇率操纵条款写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日本是焦点。尽管中国没有参与TPP，但人民币是他们的真正目标。弗罗曼将他们的问题转给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Jack Lew)，后者坚称强势美元符合美国的利益。
卢说的是套话，而且可以说具有误导性。但正如我的同事艾伦•贝蒂(Alan Beattie)所指出的，货币操纵取决于观点。一个人眼里的货币贬值，在另一个人眼里也许是货币政策。针对汇率操纵的规则不可能得到执行。坚持要求这些规则将破坏太平洋贸易协定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然而，随着出口停滞和制造业就业岗位未能回流至美国，政治上的辩论可能越来越激烈。上月，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英国影子财政大臣埃德•鲍尔斯(Ed Balls)在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出炉了一份关于包容性繁荣的报告。该报告列举了一套明确的政策来扭转西方中产阶级收入下降的趋势，包括扩大员工所有制，改进带薪产假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以及加强职业培训。这些提议被视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竞选总统的政策蓝图。该报告还提议“新的贸易协定应该明确包括可执行的针对汇率操纵的纪律”，这令人震惊，因为萨默斯一贯反对此类条款。有了此类依据，无怪乎左、右翼都呼吁纳入遏止汇率操纵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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