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年里，公民在网上的言论成了更多司法机关注的领域。2013年中国“两高”（最高法和最高检）有关网络言论的司法解释出台后，其运用不可谓不充分，甚至还做了更多的延伸。《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越来越多被适用于公民发表的言论。法学界普遍担心，这项罪名业已成为边界可以随意延伸的“口袋罪”。如此则不仅背离了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倡的“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原则，而且必然造成公权力的严重滥用，并极大压缩公民受宪法第35条保护的言论自由。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像霍布斯那样，把国家想象成一个力量超强的“利维坦”，但这个利维坦不是任性的。恰好相反，它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我们之所以建立国家并授予其巨大的权能，正是为了让它控制私人的非理性，防止私人以暴力侵害他人。归根结底，国家的职能就是用它所垄断的合法暴力去控制私人的非法暴力。刑法是国家履行这一基本职能的主要手段，警察就是实施刑法的具体力量，或者说是国家这个利维坦的肢体。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肢体必须受到大脑的控制。如果大脑失去控制，肢体任性乱动，这个人无疑是危险的。国家也是如此。
国家的“大脑”为何？国家的“大脑”就是法律所体现的公共理性。在一个健康正常的国家，法律是为了所有人的公共利益服务的，但是究竟何为“公共利益”？什么样的政策、法律乃至制度最利于人民的幸福？这些问题必然见仁见智，因而人人都有思考与表达的自由，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宣称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所谓公共理性，就是在自由讨论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共识，而言论自由是产生公共理性的制度前提。当然，绝对的共识是不存在的，任何立场都不可能获得社会每一个人的认同。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通过投票来决定多数人的立场，以此形成统治我们的法律。只有这样的法律才是体现公共理性的“良法”。这种公共理性注定是有缺陷的，只有在实践中臻于完善，但是它必然远胜于任何私人理性——因为人是理性自私的，私人理性只能为特定个人服务，只有自由言论形成的公共理性才能为整个社会服务。
只有实施良法、实现法治，让公共理性这个“大脑”控制国家的肢体，我们才生活在一个理性国家。反之，如果肢体控制了大脑，让大脑不能正常思维，或者索性用私人理性代替公共理性，进而利用国家机器压制“管理”言论，那么国家就不可能正常，因为那样就成了“胳膊管脑袋”。国家暴力只能用于控制私人暴力，而不能用于管制言论。
当然，如果言论确实会立刻激发显而易见的严重危害，譬如有人在人群大量聚集的地方散布恐慌、造成踩踏，那么这种言论理应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只要并未构成这类“清楚与现存的危险”，只要还有时间通过讨论探明真相和真理，就应该让讨论自由进行下去，而不是动用国家力量强迫沉默。只要国家的“大脑”还能正常思考，就不能用“胳膊”去管“脑袋”，因为很简单，胳膊永远不会比脑袋更擅长思考，警察并不比普通人更有能力做出正确的是非或专业判断。用胳膊管脑袋，就是用强权替代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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