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1963年成立于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USC，University Service Centre），在冷战时期是西方中国研究者的大本营。1988年中心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更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拥有当代中国国情研究最齐全的图书馆，被称为“中国研究的麦加”。2015年1月，中心举办50周年研讨会，傅高义、马若德等多位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泰斗齐聚一堂，回忆他们与中心的交往故事。FT中文网获得授权，刊发一组来自研讨会的回忆文章，让读者得以一窥自上世纪60年代起西方学者探究“竹幕”背后的共产中国的不懈努力，以及香港在中西意识形态交锋中的独特地位。本文作者为中心首位主任、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
我仅代表最初受益于“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又称为USC或“中心”）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提交这篇关于中心创始的简短回忆录，与我们的“革命接班人”分享。很遗憾我不能亲临现场，但我相信，中心成立之时同在“创世纪”现场的我杰出的同事和友人傅高义(Ezra Vogel)能就当时的氛围、愿景与成就，以及我们早年为研究“新中国”的发展所作出的尝试，提供更多的信息。
香港殖民地落脚记
在那遥远的年代，学者们在香港访学要面对各种日常挑战。1963年夏，因为当时还没有类似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机构可以提供帮助，像我这样一个访问学者，要在香港为一家五口寻找住处，还要为中国研究找一个研究场所，都非常困难。而且，因为我所感兴趣的内地刑事司法制度在当时就已经是极度政治敏感的课题，情况就更严峻了。
当务之急是解决住房问题。我们无处求助。我当时是一名年轻的美国法学教授，希望能借这一年在香港发展我的学术网络，但当时却没有任何一家香港大学设立了法学院。我们只有靠自己。我本来听说纽约卡耐基基金会打算在机场附近的九龙地区建立一个办事机构，为像我这样的研究当代中国的访问学者提供办公场所和用于研究的图书馆，但令我失望的是，据说基金会在创办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办事机构尚未开张。
1963年夏初到香港的孔杰荣一家五口（图片提供者Joan Lebold Cohen©）找房期间，为了安抚我三个精力充沛的儿子，让他们也忙碌充实，我们在香港岛颇为典雅的影湾园酒店下榻，而没有住在更方便的港岛中环区或九龙。最开始，能找到合适住房的希望并不大。
但我是幸运的。我们很快就结识了一位年轻的、专门从事中国和日本研究的哈佛社会学家Ezra Vogel（傅高义），他当时刚好跟妻儿来到香港，打算做一年研究。Ezra跟我年纪相当，为人非常友善。他说他们在分割九龙与新界的界限街附近新开发的 “又一村”一带找到了公寓。我们幸运地在他们家马路对面找到了一套类似的一楼公寓。那一区环境宜人，没有高层建筑，都是些低层住宅楼，大多数小区居民都是本地人、中产阶级广东人（部分会说英文），还混居了一些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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