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春节过后，我升入高家学校六年级，中学时代开始了。
大队屋顶上那头高音喇叭的调门低了许多，从里面漾出来的革命歌曲，依旧铿锵，却不再让我烦躁了。从小，耳膜里灌输的就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祖国》《学习雷锋好榜样》诸如此类的歌曲，印在心里的是“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途万丈光芒。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这样的歌词。这些旋律和句子成为挥之不去的魔鬼，附着于我的生命，一有缝隙便滑出来作祟。
在语文、数学之外，排队，唱歌，做操，念大批判稿，这几乎是我们最重要的课程。第一次参加批斗会，批斗对象是邓小平，我根本不知道此公为何物，又为何要批判他，念老师写好的稿子时，心里充满了滑稽感。
学校名称虽在，但事实上早就变成了生产队。
“学工学农学解放军”，大约是从四年级起，我们便放下书本，扛起锄头铁锨，排队唱歌走向田头。拾麦子，摘棉花，掰玉米棒，日子过得快活，几乎什么也没学到手。写黑板报，说三句半，都是抄报纸上的玩意儿。由于一个名叫黄帅的北京女孩闹革命，老师不敢教课了，我们则名正言顺地放弃了学习。初中第一学期，数学教师教我们一元一次方程，几个顽劣生阴阳怪气地敲桌子叫道：X！X！——X是啥？——X他就是老黄牛——我们都是X。教师涨红了脸，课程无法进行下去。
我一直是老师喜欢的好学生，爱学习，守规矩，把老师的教导当成真理。此时也萌生了一股反叛的力量，羡慕那几个调皮捣蛋的同学，觉得他们身上有股狠劲，敢使坏，敢跟规章制度叫板。我偷偷卷起棉花叶子学吸烟，学说流氓话，故意说平时根本出不了口的脏话，最后，因为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脏话而被班主任踢了一脚。
我也似乎看穿了自己的一生。初中毕业，因为外祖父的地主身分，升高中无望，回家务农，就此开始像父辈一样“面向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挣工分攒钱娶媳妇，生儿育女，面黄肌瘦，佝偻着背，不知哪天被一场疾病夺去性命。知识无用，人品无用，没有靠山——有用的父辈，几乎没有任何能跳出农村的生路。当时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其实就是集中营，农民不过是最底层的奴隶，命若蝼蚁。
父母在1976年为我订了亲。夏日中午，放学刚进院子，母亲就使眼色，把我叫到厨房，大姨小姨笑嘻嘻瞅我：你媳妇来了。母亲让我端饭进去瞅一眼——“好好看，你得跟她过一辈子哩！”在这之前，他们跟我念叨过，意思是我已经长大了，该说媳妇了。我知道，身边的玩伴大多有了媳妇，班里的几个女同学也寻了婆家。但我并没有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迈进上房的。她和媒人端坐在土炕两头，我只低头飞快扫了一眼，便像被马蜂蜇了一般逃出来。与我同龄的媳妇，矮小、黑瘦、温顺，她长在七八里外的农家院子，小学毕业就回家干活。这就是我的媳妇？我要跟她过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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