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 星期日 上海多云
Z记得那年夏天酷热，恰与萧瑟的时代气氛相悖。他常把自己浸泡在装满冷水的狭小浴缸里，读他的“顾黄王”。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对于近代的读书人，即使他们的思想未必被理解，名字与事迹却无人不知，他们都在一个剧烈的历史转折期，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命运进行了崭新的探索。
对于Z来说，这三位明末清初的大儒，从未如此鲜活过。除去阅读，他还背着书包，前往昆山、衡阳与浙东，寻找过他们的踪迹。“想想看，黄宗羲在四明山，坚持了十几年”，他对我感慨说。王朝的更迭、异族的统治、巨大的暴力，恐惧与屈辱，这一切都迫使他们重新思考。
这阅读、行走与思考，却让Z得出了另一个结论。这些新儒家的精神与品格令人神往，思考却仍有欠缺。
“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他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中宣称。他相信，现代自由民主是无法从中国传统中衍生出来，它们间存在根本矛盾，我们缺乏一个“人与物的分离，应然与实然，价值与事实分离”的传统。
几乎同时与“顾黄王”出现的是哈维尔。在和平饭店的咖啡厅里，一位香港朋友提及一本哈维尔文集。在昆德拉在80年代末的中国流行之时，与他齐名的同辈却很少有人知。
在1968年之后出现的“正常化”过程之后，昆德拉流亡法国，哈维尔则开始了另一种抵抗。哈维尔令Z对新时代有了另一重准备，这过程比他想象得长，它不是激烈的，而是平庸的。但这时间还是比他想象得更长。
昨天，我在书架上无意中翻到了这份笔记。大约两年前，我和Z做了这番谈话。先是在他的办公室、然后是食堂中，谈话漫长、兴奋而疲倦。我记得办公室四壁空空、除去一台台式电脑、桌椅，书架上勉强的几本书，什么都没有，似乎他仅仅把此作为暂居之所，也有可能，他是一个彻底活在思想里的人。
这原本是一个访谈计划，主题有关九十年代。当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后，回顾九十年代似乎变得可能，它获得了一个起码的观察距离。对我个人、或是这一代人来说，九十年代至关重要，它是我们思想与情感的塑造年代。
就像鱼缸中的鱼很难描绘鱼缸的形状一样，我被九十年代的体制、思想、流行情绪影响，却无法描述它。在记忆中，四大天王、市场经济、魔岩三杰、中国可以说不、克林顿访华、dotcom泡沫混杂在一起，但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彼此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Z是九十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卷入了那个时代的两次重要的思想争辩，一次是人文精神、一次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与很多同代学者不同，Z有一种罕见的穿透力与联结力，能在理论与现实之间迅速建立桥梁，也能将个人经验融入到历史、思想分析中。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确带有他钟爱的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式的特性。
他的锐利与灵光却似乎未能带入新世纪。这与时代气氛有关，过去十多年的中国再未发生过像样的思想辩论，甚至同样一批辩论者的争执都滑向了个人攻击。这也意味着知识界的进一步衰落与瓦解，八十年代勉强形成的知识共同体彻底消失了。在某种意义上，这分裂与瓦解也正是九十年代逻辑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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