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故事，都需要一个戏剧性情节带来高潮；就像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楼继伟指出了房间里的大象。
作为中国财政部长，从年初“两会”期间答记者问引发部分右派知识分子对于“楼继伟式傲慢”的不满，再到4月在清华大学演讲引发的“中等收入陷阱”讨论，引发一些左派对其批判（楼演讲全文可见此处）。经济下滑与政府收入减少夹击的2015年未及一半，而楼继伟已经遭遇左右鞑伐。
抛开网络断章取义等惯有说辞，楼继伟这次到底说了什么，引发如此争议？他指出中国存在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如此看来，楼继伟无非说了一句大实话，指出了房间中存在已久大家却视而不见的“大象”：中国经济中期潜在增长力下滑，未来有可能陷入中等陷阱。
楼继伟还是那个楼继伟，这个从80年代与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方案，在90年代朱镕基时代参与推进了分税制改革的技术官僚，很大程度上也留存了朱镕基式的干练与直率；这种风格可能会冒犯一些人，但也可能成就一些事。
尽管如此，楼继伟的发言还是透露了两层新意。首先，中国决策层对于中长期潜在经济下滑已经更多共识，这从高层最近一两年的诸多表态可以看出。未来这种预期分野不在于高层，更多在于民间，某种意义而言，如何管理民间对于经济增长、收入增长的预期其实比起过去一味提高潜在增长率预期的表态更为务实。早在2013年的履新时刻，楼继伟就曾表示政府不能只要碰到民生问题都去做，否则财政不可持续，承诺过多而收入不够，中国会走进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两年过去了，留给中国经济的时间更少了。随着中国万亿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方案出路，地方债拍卖却陷入僵局，与此同时，鼓动中国央行出资购入地方债的“中国式QE”之声四起，民众亦陷入泡沫化牛市的狂热想象而不可自抑。嘈杂声浪中，众所周知的是财政改革是未来改革核心要素，楼继伟压力可想而知。
回头来看，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最早来自世界银行，在2007年发布《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滞后一方面经济陷入停滞，另一方面还面临工资上涨压力，于是不仅无法与价值链上游的高收入国家竞争，同时面临来自更低工资的收入国家竞争，挣扎期间，社会备受煎熬。
从学术角度，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有争议，但从现实角度，中等收入陷阱不啻于一种有效的总结。以往中等收入陷阱更多出现在拉美以及东南亚、中东等地，随着中国在近年收入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压力骤然增加。在中国语境下，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词语几乎涵盖了中国经济社会政治转型的多重现象，从经济潜力下滑到投资收益递减，从腐败滋生到贫富不均。就某种意义而言，中等收入陷阱如同“新常态”等话语，代表了中国在转型期间的集体焦虑与选择迷茫。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命题，本质上是又一次追问中国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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