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台或即将出台的两部新法规，因其对公民社会极不友善而颇受争议。一部是4月1日生效的新版《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一部是刚刚公布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稿。恰在此时，即4月2日，被认为是公民社会风向标的传知行案升级，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和行政主管何正军被移送审查起诉。这一连串事件，于本已艰难的公民社会，可谓雪上加霜。
传知行是中国著名的民间智库，致力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研究。其出租车管制问题研究、税权研究、教育平权研究等，在学界享有盛誉。但自2012年4月郭玉闪千里驰援盲人陈光诚之后，传知行即每况愈下，不仅屡遭查抄，郭玉闪等更于去年10月先后被捕。案发迄今已逾半年，警方始终久拖不决，何以新版《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刚刚生效，即迫不及待地移送审查起诉？
律师李仲伟在一篇评论中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新版《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自2015年4月1日起施行，旧版同日废止。旧版无指向刑法非法经营罪或其它罪名的条款，但新版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凡“未取得《准印证》，编印具有内部资料形式，但不符合内部资料内容或发送要求的印刷品，经鉴定为非法出版物的，按照《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或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处罚。”新版第十三条同时规定了十条禁止性内容，较之旧版多出两条。其中一条即为“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如此一来，则不难向传知行发难。传知行案无盈利目的却适用非法经营罪的硬伤，就可以回避了。
那么，警方能否如愿以偿？未必。毕竟“新法不溯既往”，传知行案若按新规入刑，将是中国法制史上的笑话。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警方不会在乎这点。因为中国特色之下，所谓“既往”可以根据需要解释，既可违反常理不定义为行为的时间点，而曲解为审判前都适用；更可用司法解释例外：法律不能直接溯往，则用司法解释溯往。这也是警方无惧滔滔舆论，新规生效次日即移送审查起诉的底气所在。
王立军当权时曾口无遮拦地宣称：“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传知行案的办案过程，以及其他公民案的办案过程，都是王立军这些名言的注脚。事实证明，王立军倒了，但王立军逻辑没倒。不仅没倒而且依旧强悍，依旧是警方办案的主导性思维。
传知行案固然严重。但更严重因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其折射的法治与人权危机——新规为打压传知行提供了更多方便，而受此威胁的远不止一个传知行。
新规生效前，中国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出版自由，但民间出版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只要不涉政治和其他敏感话题，一般思想类、学术类、文化类、公益类的非经营性的民间刊印，还是往往被默许的。这其实是个灰色地带，也是诗文唱和的千年士林传统的延续。但刚生效的新规对此构成致命打击。任何民间刊印，皆可借口“非法经营”而任意构陷。传知行不过是第一个。此例一开，后继者被一一治罪也就是顺理成章，而其抗争难度只会比今天的传知行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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