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拉哈里沙漠(Kalahari)的布希曼人(Bushmen)与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有何共通之处?在1930年发表的前瞻性文章《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凯恩斯作了两大预测:第一是大萧条最终“只是短暂的调整期”,以及孙子辈(甚至更多代)的人将更加富足。他基于此所作的“一百年后(2030年)英国的人均收入将再要提高四至八倍”的预测准确无误;我们比1930年祖父辈及高祖辈的收入增加了五倍,到2030年,我们下一代的收入将是他们的8倍。
凯恩斯所作的第二个预测是:到21世纪初,每周工作时间将缩减至15小时。这一点他大错特错。美国与欧洲的周工作时间几十年依然雷打不动————超过40小时,美国人比欧洲人工作时间还要长。但每周工作15小时并非白日做梦;几千年来,居住在南部非洲的桑人(San People,即布希曼人)生活得颐然自得,他们吃得好(每天2500大卡热量)、干得少(每天只有2、3个小时)、玩得high,除非他们这种狩猎采摘的生活方式有朝一日被取而代之。
这种比较容易引发争论,它是人类学家詹姆士•苏兹曼博士(Dr James Suzman)在为Protimos在最近的讲座中所提及的,Protimos是一家慈善机构,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生活边缘化的团体提供法律援助。苏兹曼博士说,桑人传统的生活方式代表了某种“原始富足”。我们对社会进步的叙述始于霍布斯(Hobbes)的著作,他称自然状态下的生活“卑污、残忍而又短寿”。随着狩猎采摘的原始生活方式(此时威胁来自凶恶的猛虎)渐趋让位于农耕文明以及随后的工业文明(此时威胁来自凶神恶煞的老板),我们自认为人类的命运大为改观了。
长期以来,人类学家以及其他学者都对这个过于简单的阐述持怀疑态度。农耕文明不会顷刻之间让人类实现健康长寿。勿庸置疑,1987年,地理学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撰写了一篇文章,概述了为何农业是“人类有史以来所犯的最大错误”。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及性别总体不平等、疾病以及专制,它们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希腊以及土耳其所发掘的骨骼遗骸表明:人类的平均身高从最后一次冰川末期的5.9英尺降至公元前3000年(农业发明之后)时的5.3英尺。”
因此黄金时代的种种神奇故事并非只是怀旧版的白日做梦。不幸的是,如今的桑人并非生活在黄金时代。按照苏兹曼的说法,桑人的生活境况“确实糟糕”;随着政府以及其它机构获得了原先属于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后,他们穷途末路,沦落为契约奴,深受每况愈下的健康及酗酒问题摧残。劳斯大法官(Lord Justice Laws)发起的讲座,蕴含着高远的目标:即为保护桑人的知识产权而设立的法律中心筹措资金,这些知识产权实际上是桑人仅存的资产。
帮助保护桑人当属正义事业:当晚的讲座活动中,也许最为诧异的时刻当属播放BBC纪录片《哺乳类全传》(BBC’s Life of Mammals),它放映了一位孤独的桑族猎手如何捕猎非洲大羚羊的场景。猎手致命一击的动作似乎带着某种优雅——怜爱之情与捕杀之意兼而有之。
这个讲座不仅让我对桑人的生存境况、而且对攸关自身家国的各种大事、即21世纪初的所谓先进社会深思(这也是发起者的本意)。我们为何如此沉溺于工作?为何觉得忘我工作是无可非议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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