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唐伟(Donald Tang)被派往香港，创办美国证劵公司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的驻港办事处。那是个令人兴奋的时期：中国刚刚探索出公开上市股票这一借鉴资本主义的做法，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国公司股票上市的竞争非常激烈。
唐伟希望在这个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在中国内地长大，在美国学习，毕业之后就在刮起中国热的华尔街工作。然而，与很多其他加入大型投行的内地中国人不同的是，唐伟没有什么背景。
但在贝尔斯登这却不是问题——这家公司恰恰对自己毫无章法的圈外形象引以为豪。贝尔斯登首席执行官吉米•凯恩(Jimmy Cayne)认为，唐伟具备在贝尔斯登大有作为所需要的渴望成功、意志坚定的品质。
唐伟或许没有家族关系，但他知道如何找到这样的人。他听说在基德尔皮博迪(Kidder Peabody)纽约办事处有个中国女人，她是中国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儿媳、广东一位中共高官的女儿。唐伟知道，他希望任克英(Margaret Ren，见图右)加入他的团队。当她加入贝尔斯登香港办事处的时候，她成为了这里的第一个“太子党”。
唐伟需要同样渴望成功的人。当时任克英在基德尔皮博迪的年薪是15万美元左右。但当她接受分配给她的职责，为贝尔斯登在香港拉来利润可观的上市业务时，她的部分报酬来自佣金。一位在香港和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美国银行家说：“她知道如何操作这个体系，她让整个体系运作起来，她是先驱者。”
当时赵紫阳被软禁了，天安门事件之后，他就一直处于软禁中。但唐伟深知，这让任克英在中国人眼中更有吸引力。他说：“去看她是表达对她公公的同情和尊敬的一种方式。”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任克英“开了先河”之后，美国投行招募的“太子党”（拥有家族关系的中国精英人士）越来越多。所有美国大银行都有他们的身影，包括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花旗集团(Citigroup)、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以及摩根大通(JPMorgan)。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以及前总理温家宝和朱镕基，都有儿女或者孙辈曾在外国投行或者它们的内地合资公司工作过。前总理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曾供职于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见上图右)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中文简称中金公司）的总裁，该公司曾是摩根士丹利的合资公司。（2010年摩根士丹利将持有的中金股份卖给了德州太平洋集团(TPG)和Kohlberg Kravis Roberts（简称KKR）。）
但帮助中国国企上市那种数十亿美元大业务的时代结束了。太子党的时代也行将结束。
中共刚刚举行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会议，急切希望消除人们的一种看法，即特权精英阶层从30年改革中获得了超常的好处。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宣称要严惩官员腐败。
美国证交会(SEC)对摩根大通聘用两位出身名门的中国内地人开展的调查，也可能加速太子党时代的结束。SEC正在调查，聘用他们是不是为了从中国铁道部和中国“第二梯队”银行光大银行(Everbright Bank)获得利润丰厚的业务。
这一调查发现了一些内部文件，显示新聘用的人员与摩根大通努力赢取的业务有联系，让人质疑这些人获聘是任人唯贤还是仅仅因为他们的背景，如果是后者，则可能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摩根大通表示他们正在全力配合SEC。此外，江泽民、温家宝、朱镕基的后代及聘用他们的投行，都没有被指存在任何不当行为。很多人认为，SEC对摩根大通聘用太子党的调查将不会有什么结果。
可能会让这类调查更加复杂的事实是，很多太子党都具备卓越的资历，比如常春藤(Ivy League)教育背景。
一位了解调查的人士说：“这些银行聘用的有内地背景的人中，大多数都很有来头，这显然是这些人被聘用的因素之一。但一般来说，他们都在美国顶级大学里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经验丰富，本身就有很高的资质。考虑到他们的能力，很难说聘用他们有腐败的原因，也很难证明仅仅因为聘用这些人，银行就赢得了业务。”
但在某些角落，确实存在有交换条件嫌疑的不恰当现象。汇丰(HSBC)曾考虑聘用太子党，但还是决定不这么做。汇丰亚洲的一位董事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文化，但我们没有这样做确实让汇丰处于劣势地位。”
还有人认为，在各银行“争宠”的过程中，某些中国人手握筹码，银行则是他们所施加压力的受害者。另一位资深中国银行家说：“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他指出，本地监管者会惩罚那些拒绝给他们好处的人，比如说为他们在美国大学的亲戚缴纳学费。
任克英加入贝尔斯登之后，该公司赢得了一些业务，比如广深铁路(Guangshen Railway)上市，还帮助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筹资20亿美元，从中分得一杯羹。但她在贝尔斯登的作为空间是有限的，因为与高盛或者摩根士丹利这类竞争对手相比，贝尔斯登的资产负债表和银行家队伍都不够强大。
且不说她的人脉有多大作用，但毫无疑问她本人也是有顽强干劲的。
认可任克英成功的竞争对手中，就包括花旗集团旗下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的高管。该公司当时的一位资历最深的高管说：“我们一直在流失业务，而她在贝尔斯登的工作却如此卓有成效。”
所罗门兄弟在2001年决定聘用她。参与决定聘用任克英的一位所罗门兄弟前高管说：“中国官员都将业务给自己的亲戚。在中国招人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聘用有合适关系的人。”
在花旗，任克英成为了终极呼风唤雨者。花旗从排名十名开外的承销人上升到前三位，在股票发行业务中占30%的份额，其中任克英是功不可没。在赢得一系列上市业务的过程中，她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民生银行(Minsheng Bank)、中国网通(China Netcom)以及中国人寿(China Life)。中国人寿35亿美元的股票发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正是由于这笔业务，花旗2003年在业内夺冠。
尽管如此，从一开始任克英就在花旗内部引起争议。花旗与规模小又杂乱无章的贝尔斯登大不相同，它规模更大，更有政治性和官僚做派。时任花旗亚洲机构客户集团(Asia Institutional Clients Group)主管的麦睿彬(Robert Morse)，是任克英的拥护者。但其他人却反对她。上述所罗门兄弟前高管回忆说：“她有功劳，但也引发争议。”
2004年6月，花旗给高管们发了一份简洁的备忘录，称已经让任克英停职，“原因是她向公司和监管机构提供虚假信息”。任克英辞职，但后来SEC监管者们表示，他们没有找到对她采取行动的理由。
那个时候，报道称停职与SEC对中国人寿上市的一项调查有关，但消息人士指出，任克英的离去与此次IPO没有直接的联系。任克英和花旗从未对此事做出任何评论。他们也拒绝为本文提供评论。
也有人认为，此事涉及到的不是中国人寿，而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诸多高管当时和后来都说，建行曾计划在香港上市，并将花旗纳入承销团队中，而任克英则直接参与了该计划。
具体发生了什么并不清晰。他们补充说，建行最初将花旗纳入承销团队，主要是以为这家美国银行将持建行5%的股份。花旗的这位高管说：“花旗希望投资收购股份，并且在最高层对此进行了探讨。但有人却抢在了花旗前面。”
时任花旗首席执行官的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就是力主在亚洲投资的人之一。但消息人士说，普林斯最高只想支付股份的账面价值，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却愿意出更高的价钱。
因此美国银行既获得了建行的股份，也获得了该行上市的承销业务。之后这笔持股让它获利逾300亿美元，今年夏天它将建行股票出清，兑现全部收益。在太子党黄金时期能赚到多大的钱，由此可见一斑。
一直钦佩任克英的唐伟认为，任克英成了替罪羊。
唐伟说：“在投行，多数人都是被自己人捅刀子。在花旗，人们都在寻找借口让她走人。她是被自己人捅了一刀。”
在任克英离开之后，美林(Merrill Lynch)向她发出了邀请。据说，这一决定在美林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任克英2009年离开美林，在香港加入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但2012年10月又回到了美林。美林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与此同时，赋予任克英早期成功和卓越的时代即将结束。耶鲁大学管理学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教授陈志武说：“问题是，随着这类业务成为过去，太子党时代是否也将结束。”
现在任克英远没有那么大的争议了。美林的一位高级银行家指出，她已经成为该公司受人尊敬的资深人物。
这位银行家补充说：“人们纷纷求教于她的经验。”
补充阅读：私募股权——本地公司开始生根
随着大型上市业务黄金时期、以及针对西方大型银行的监管冲击结束，太子党们也在前进。
现在很多年轻一代太子党都倾向于为新的、本地私募股权公司工作。前总理温家宝之子温云松就是这一代人中最早的一个，2005年他创建了投资基金新天域(New Horizon)。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毕业于哈佛大学(Harvard)，在离开高盛香港办事处之后，加入中国投资公司博裕投资顾问有限公司(Boyu Capital Advisory)。
博裕在筹资方面没有困难，包括从香港大亨李嘉诚(Li Ka-shing)获得投资。获取业务方面也没有困难，即便其国际竞争对手在抱怨业务机会太少。
一些人看到了中国一个更加广泛的趋势：本地私募股权公司正在取代西方竞争者。诸如凯雷(Carlyle)和TPG等私募股权公司，曾从对中国公司的投资中获得巨大收益，比如对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China Pacific Insurance)或者深圳发展银行(Shenzhen Development Bank)的投资。但西方大集团的这类投资可能已经成为过去。
这或许并不太令人意外。中国人现在更精通金融了，也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市场中有多少金矿可挖。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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