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年轻治安警察客客气气地对我说：“我要去银行办点事，您能在这里等我一下吗？”在我最近的中国西部之行中，他负责跟着我。
这看上去再公平不过：之前我去银行办事的时候，他等了我；在我初抵他的家乡甘肃夏河时，他还向我推荐了抵抗高原反应的中药。夏河县是个山城，西藏以外最重要的藏传佛教中心之一拉卜楞寺(Labrang monastery)就位于此地。他看上去是个善良的小伙子，而且他只是在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即确保我在度假期间不会不小心采访任何藏民。
因为我不会说藏语，而我遇到的大多数藏民显然也不会说普通话或英语，我们进行任何有意义沟通的机会看上去非常渺茫。甚至在宾馆有无热水（事实上，没有）、以及下一趟离开的大巴几点开这样的问题上，我们都不可能真正沟通。但走运的是，我的警察朋友能帮我买车票。我知道他的上司肯定希望知道我下一步打算去哪，我想如果他能亲眼见到我的车票，对我们大家都方便。那样的话，他就能确保我到达下一站的时候，会有另一位热心的警察在等着我，而我也不用浪费时间等待我的“小尾巴”出现。
事实上，我的假期跟藏民问题八竿子打不着，而我之所以有了一支贴身保镖队伍，倒恰恰是因为这个问题。我去的甚至都不是西藏，而是甘肃。我去那里，是想跟放牦牛的牧民一起生活几天。我从未想过要探究他们的民族渊源。
我更关心的是：跟那些牧民一起生活，我就得在牦牛毛帐篷里面睡地铺，得清早起来拾牛粪作燃料。我花了不少时间思考要带多少套秋衣秋裤，以及我会不会对牦牛毛帐篷过敏。有三件事让我没有必要地担心了很久：第一，要骑3天马才能到那里；第二，如何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避免高原反应；第三，如何在没有电源插座的地方给我的iPhone手机充电。采访只会说藏语的藏民从来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平心而论，对我的“安全小分队”而言，我这趟出游的时机确实不凑巧，刚好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周，正是全中国上下负责治安的人通常最担心出乱子的时候。
幸运的是，我的“私人警卫员”们倒不打算骑马跟着我。他们很有风度地帮我这个一头白发、可以做他们奶奶的老太太拿行李。他们周到地提醒我，冬天晚上在帐篷里睡觉要多穿一点。他们还礼貌地问我到底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主意。但我一踩上马镫，他们就让我一个人待着了。跟牦牛睡在一起显然不在“在华外国记者禁止从事活动”的清单上。谁能料到呢？
于是，我骑着一匹没钉马蹄的烈马，冒着冷酷的严寒天气上路了。在马鞍上枯坐许多个小时之后，我终于过上了藏民眼中的奢侈生活：一顶帐篷、烧牦牛粪的炉子、铁架上烧着的水壶、还有一碗香喷喷的牦牛酸奶，在迎接我的到来。
在这个14亿人口的国家，我们骑了一整天的马，只看到了另一个人类。在几英里的范围内，向四周望去，只见高高的牧场和白雪皑皑的山峰。这简直像《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中的场景，只不过多了一些牦牛。
接待我的藏民们和我语言不通，我意外采访他们的风险为零。也根本没有时间采访：女主人清晨就起床，捡拾昨晚积攒下来的牛粪（她有50多头牦牛），然后把牛粪摊开，晾干后用作燃料。我跟在女主人后面瞎转，提一块粪团都很吃力，而女主人提了一整篮。我试着给牦牛挤奶，结果一头都没有挤成，而女主人挤满了一桶。
而只要我不跟着女主人的时候，一头牦牛或一个小孩就会跟着我，特别是当我离开帐篷、去外面那绵延几英里的草地方便的时候。每当我响应“天性的呼唤”离开帐篷的时候，有一头老牦牛总是一步不离地跟着我，主人家的孩子也跟着。无论我用英语或中文骂、还是打手势让他们别跟过来，都丝毫不起作用。这种时刻被牦牛、孩子或警察跟着的生活，在一段时间后变得有些令人难以忍受。回到上海，我感觉浑身放松。在这里，老大哥或许还在盯着我，但至少他允许我独自去银行、去汽车站和上厕所。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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