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次在旧金山与几个独立书店店主吃晚饭。当时我问他们,大家都是怎么最终走上自己开书店这条路的?他们回答说,哦,其实有一条固定的职业路线,和神职人员的差不多。
一般是这样的:你在写毕业论文;你开始在一家书店打工赚点钱;你的毕业论文写不出来了;你待在书店里的时间逐渐增加;最后,一天天老去的书店店主强迫你接手了书店。书店店主是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患有完成恐惧症的迷途者。
一直如此:每一名中产阶级都有自己的职业身份。我们从事什么职业,决定了我们是谁。我们选择适合自我定义的职业,而这些职业又强化了我们的自我定义。细心的人成为会计,而会计工作又让他们愈发细心。尤其对男性而言,工作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是谁。但这样的时代即将走向终点。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技术革新的出现(机器人正在接管世界),我们中越来越少的人能够拥有令人满意的工作,或对一种职业“从一而终”。人逐渐不再与其从事的工作划等号。这种情况开始迫使人们寻找新的身份。
多年来,我一直在对职业身份做一点业余的研究。曾有一名律师帮我概括了律师这一职业的本质特征:“一个案件中哪一方碰巧聘用了你,你就得哪一方辩护,因此你必须不讲道德。另外,你还得有说服力。这两样加在一起,就是个标准的神经病。”而曾经当过记者、后来叛逃去了投行的一个人,告诉我他对银行家的看法:“他们是些对钱感兴趣的人,通常是因为小时候家里没什么钱。”
政客通常遭人鄙视,不过就我的经历来说,他们往往友善、合群儿。有一次,不小心闯入一间满是各国左翼政客的屋子时,我注意到了另一件事: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长得不错。政客是这样一群人:自信满满,敢于参与一场事实上的人气竞赛,也无惧于把自己的大幅照片印在海报上。
随着时代的变化,职业身份也在改变。20年前,我刚干记者这一行的时候,记者还是个很悠闲的职业。后来,互联网出现了,做记者需要写个不停,相对而言挣得还越来越少。如今,记者似乎都很勤奋,女性记者似乎也越来越多。(看来将一个职业“女性化”的最快方法是降低这一行的相对薪酬水平。)
在过去,学术界往往能吸引那些喜欢研究各种思想的人。然而由于大的理论门类日渐衰落,以及发论文的无穷压力,如今的学者们往往是那种勤奋的人,愿意献身于细枝末节的专业。(荷兰俚语称这种人为“蚂蚁爱好者”,意思是沉迷于细枝末节的人。)
其他职业则正被毁于科技之手。那天晚上,一位书店店主问我最喜欢哪家书店,我愚蠢地答道:“亚马逊(Amazon)。”她对此的回答是:“啊哦。”如今,新闻业也在被公关业(PR)取代。
这些变革的受害者会丧失他们的职业身份,就如大多数广告文案在约40多岁以后的情况。这时,一个人关于自己是谁的说法突然失去了支撑点。失业者之所以往往不快乐,原因之一就在这里。一个人工作状态的任何突然变化,还会让他的家人和朋友产生疑惑。
其实,中产阶级不过是在经历上世纪70年代工人阶级已经历过的一切。矿工和工厂里的工人从事着艰苦而枯燥的工作,但这些工作能赋予他们一种身份,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他们从事的工作很艰苦。如今,多数工人阶级从事的工作都需要伺候他人:倒咖啡、开出租车、照看小孩或老人。然而,人很难从服务性工作中建立起身份。在一组《花生漫画》(Peanuts)中,史努比(Snoopy)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杂货店收银员”。他总是满怀热情地开始一天的工作,然后很快热情消退、喃喃自语道,“唉,还要上7小时40分钟的班……”或者“做世界著名杂货店收银员好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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