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北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经公布，就引发了市场的强烈反响。
总体来看，这份代表着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改革方向的纲领性文章，其触及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法制改革的方方面面，也基本上厘清了问题的症结，笔者预计，全面深化的改革将逐步展开，如果相关政策能够得到有力地执行，那么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的可持续发展将能够得到保证，中国也可能迎来新的黄金十年。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来说，国有企业改革至关重要，而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尽管没有明显超出市场的预期，却代表着一种更加务实的方向。总体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更加强调国家和国有资产之间的界限，这有利于减少行政干预和腐败现象，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将强调以市场化竞争和市场化定价，并以此为基础来破除垄断，并降低准入门槛。与此同时，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将形成投资公司，这接近于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这种模式下将更加注重管理的有效性，而非所有制的方式。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未来的国有企业也能够去行政化，并强调经理人制，那么国有企业未来的发展道路将更加宽阔，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其稳定器作用也将更加明显。
财政改革上，三中全会强调财权和事权的配合，也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来推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思路，未来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将通过财政改革和整合来充实地方财源，而非放任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收益。更加重要的是，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有利于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期限错配”，并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外界对于中国地方政府负债过高的担忧。
当然，财政改革将不可避免触及税收改革，在全面转向增值税的同时，房产税也被纳入立法范畴，这几乎意味着房产税的扩容将不可避免，同时房产税也可能进一步向存量房蔓延。房产税一旦全面展开，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也将多增加一项稳定的财源。
稳定了“钱袋子”，才能有效地推进社会保障体系、户籍以及征地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的方向，是让更多人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福祉，避免由于权利和义务的不匹配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也避免政府过度使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来进行寻租。
然而，经济以及社会的改革，却仍然需要金融改革作为抓手，这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中国需要保证金融稳定来保证整体改革方案能够平稳推进，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配合，来提高整体经济的效率。
这些也指出了金融改革的方向以及举措，首先，中国需要改善目前的货币政策环境，在三中全会决议明确“开放资本账户”的基调下，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需要被真正市场化，以避免中国陷入“三元悖论”的陷阱，无独有偶，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三中全会之后的辅导讲座中，也提到了减少央行对汇率的干预、扩大人民币交易波动区间以及逐步废除QFII额度等想法，而央行副行长易纲也认为需要鼓励个人投资海外，笔者认为，这些对于缓解由于人民币“被升值”从而引发大量资本流入的政策困境来说，是十分重要和有效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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