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夏季达沃斯传来最新信息显示，全球经济形势判断依旧是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同时退出非常态货币政策的阴影又挥之不去。目前大家还对货币幻觉有着毒瘾般的依赖，无论是脱离全球化旧时代，还是进入稳定的新常态都需要时间和耐心，这一过渡过程必然伴随着大量的下行风险、权力真空和地缘冲击。
全球化的新阶段，不仅需要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格外努力，更需要二者同心协力建立新的循环结构以补充原来的G2或者准G2结构。同时，中国的镜像也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不仅要积极调整对外交往的利益模式和理念，也需要在中国内部全面扬弃传统的GDP锦标赛。正如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表示靠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中国应该以可持续的常态增长全面回应全球化的4.0时代。
回顾过去三年的观察（笔者相关系列报告名字分别为2012升引擎、变逻辑、再布局；2013新常态、求改革、寻找隐形冠军；2014改革锦标赛），再结合对中国模式、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认识，笔者将中国宏观经济这十来年（2002-2014）的关键逻辑结构总结为以下几点：旧秩序、大危机、新常态、求改革、升引擎，这应该就是理解和预测中国宏观经济演进趋势的基本逻辑。
旧秩序
危机之前就是旧常态和旧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即全球化3.0模式。它由两个维度构成，第一个维度是在贸易方面，全球形成三元结构，分为资源型国家，消费类国家和生产国或者制造型国家。制造型国家也分三六九等，比较成功的例如德国、日本，他们在汽车、数控机床等精密制造上具有优势，比较难受则是中国以及东南亚等较为低端的制造经济体。由于中国的制造型经济体的定位，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因为中国是个夹心层，它必须要到资源国把原材料买回来，买得越多自然就会越来越贵，不光是由于资源是稀缺的，同时跟风炒作的投资者也会跟上，把价格炒得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好不容易赚了一点美元，又重新投资到产能建设中去，为了可以赚更多的美元，所以产能越来越过剩，产品生产得越多，就只能打折销售，自然非常便宜，这也是中国制造业陷入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夹心层就意味着利润肯定是越来越薄的，除非能够在产业价值链上快速跃迁。
第二个维度就是在货币方面，中国目前积累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都结售成为了人民币，这就是基础货币或者高能货币，高达27万亿人民币以上，而广义货币存量M2也接近120万亿人民币，而M2是由基础货币膨胀而来，而这就是现在看到高企的房价，以及人民币为什么会对内贬值的来源，它释放出人类历史上最高幅度的广义货币和购买力。
这个故事还有更加诡异的另一面，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中国确实创造了繁荣和泡沫，但它并没有凭空消失，它们去哪里了呢？去买了美国的国债。当美国国债买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它的收益就会越来越低，中国买了1.2万亿的美国国债，日本也买了1万亿，再加上中东石油国，还有其他有美元储备需求国家，都在大力买入美国国债，这必然在边际上导致美国长期国债收益越来越低，趋近于零，而这其实意味着大家齐心合力在为美国做量化宽松（QE），这就制造了美国房地产的泡沫狂欢。伯南克等有选择地把危机的源头归结于中国的过剩储蓄和外汇储备，罔顾了包括日本等制造国和石油美元等最早也是最大的贡献者角色。从在时间序列上看，在边际力度和速度上中国的贡献确实是其中的最大者,但中国疯狂积累外汇积累仅仅发生在2001年后。因而，货币面上最诡异的就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居然用第一大经济体发行的货币（债务），作为自己的货币发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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