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新总理莫迪把日本选为上任后访问的首个全球大经济体，而且时间长达四天。两个年龄相差四年又四天的人在四天里多次会面，又是热烈拥抱又是签署多项双边合作协议，考虑到两人的诸多相似之处（民族主义色彩强烈，拥有较高的民意支持率，都志在振兴经济），两国的共性（相似的政治价值观、都热烈追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两国的诸多互补之处（日本有印度需要的技术与资金，印度有日本想要的市场、劳动力与生产基地），引发日印两国与欧美媒体惊呼连连，甚至有媒体认为日印走近对亚洲的影响将比肩中国崛起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两国将以自身模式告诉亚洲国家：中国模式并非国家富强的唯一模式。
真的如此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说明几个问题：两国的潜力何在？有何不足？两国在克服这些不，发挥潜力上能做什么？
印度的发展潜力来自英语、源自英国的法律体系与比较稳定的政局等方面，但最大潜力在于年轻的人口结构。影响印度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有：联邦制、种姓制度、约3亿的文盲人口、低下的行政效率，但最大的不足是印度教所蕴含的哲学理念：转世信念所导致的向内心寻求生命意义与生活幸福感。这种生活哲学促使人不怎么追求物质生活的丰富。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的成功有特定的原因：较高的识字率（2001年就达到70%），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经商与航海的传统，种姓制在当地的影响相对较弱。对于追赶型国家来说，单一制比联邦制更有优势。莫迪在一个邦内施政，并没有触及联邦制的不足。
而在一个邦之内提高行政效率、推动经济发展，是相对容易做到的事情，只要具备以下条件就有望实现：一个强势政治领导人、领导人自身相对廉洁、有推动经济发展的强烈动机。这一点在东亚四小龙上已经反复证明过。莫迪有望在一些邦取得成效：与古吉拉特邦具有环境相似性、又由人民党内莫迪式强人任首席部长。但他很难在全印度复制古吉拉特邦模式。
众所周知，尼赫鲁以来印度的国家战略目标就是成为政治经济大国。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也只能说是中等国家。上述分析显示，即使莫迪的任期像印度前总理辛格一样长达十年，也难以实现中国式的持续高增长，更别提经济总量赶上中国。由此可推断，印度的全球政治经济地位在二十年内不太可能赶上中国。
对日本而言，尚难找到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却很容易判定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少子高龄化。日本是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在提高人力资本效益、提高经济效率、提升行政效率、推进城市化等方面已经鲜有大的空间。细节上追求完美的民族特征为日本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源动力，而缺少战略性的创新力、注重种族纯洁性等民族特征又限制了日本成为引领全球的创新型国家。从长远看，日本将缓慢但不可阻止地相对衰弱，直到成为武村正义所说的“小而闪光的国家”，那时的日本，是一个在全球比较重要的国家，但只能位于全球第二梯队，远不是一个世界性政治经济大国。
安倍的施政纲领很可能是：通过安倍经济学消除日本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实现经济的复苏与可持续发展；通过激发民族主义，修改宪法第九十六条与第九条，最终实现日本国家的正常化。安倍经济学的前两只箭已经射出，确实发挥了比较不错的效果。但第三支箭的效果却不能肯定，在少子高龄化的背景下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修改两条宪法条款一直难以获得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支持，仅仅是修改宪法解释就导致自民党的支持率剧降到24%，为安倍上任以来最低点。即使安倍的任期向中曾根康弘与小泉纯一郎看齐，只要东亚不爆发大规模战争，大部分日本民众在其任期内同意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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