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国企改革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
最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四次会议，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
习近平指出，“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是改作风的深化，也是反“四风”的深化，国有企业要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表率。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除了国家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支出外，国有企业负责人没有其他的‘职务消费’，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
随即，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就表示，“坚决拥护金融高管降薪，不折不扣执行”。
可见国企限薪首先是官员整风的延伸：既然国企负责人是组织部门任命的，并和官员一样具有行政级别，且日后还可以做官，那就必须和官员一样被“整风”。
前一阶段的中石油、华润等央企反腐风暴，的确暴露出央企存在的共性问题：一些高管借助“市场化”的外衣获得高额奖励，例如中石油副总经理、昆仑能源董事长李华林（曾任周永康的秘书）2012年薪酬总计为1387.2万港元(约1094.7万元人民币)。不仅如此，2012年李华林在管理层激励期权上大赚了一笔，至少有1.7亿港元；高管存在诸如官场的奢靡之风，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甚至一顿饭可以吃掉几十万；还有就是国企高管利用手中大权，高买低卖实现利益输送。周永康之子周滨最重要的赢利模式就是与中石油做“买卖”。
凡此种种，皆表明一些央企已沦为内部人硕鼠的“豪门盛宴”，成为权力套现和腐败寻租的温床。
虽然央企的高管待遇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否通过降薪、取消职务消费就能解决问题？我看未必。其实，在现行的党管干部体制下，央企高管薪酬某种程度上是个无解的难题。
如果央企高管都拿高薪，这当然不公平：第一，同样级别，央企高管的待遇远远高于政府官员；第二，央企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垄断地位和政策变化（例如石油价格的调整），而非高管的努力；第三，高管内部有能力和业绩优异的，但更不乏混日子的、没有能力和业绩的，或者象李华林那样“有背景”的。
但如果央企高管都拿低薪，这依然有问题：第一，有能力的、没能力的，有业绩的、没业绩的，大家都低薪，也不公平；第二，薪酬过低，会导致优秀人才的流失；第三，薪酬过低，会降低高管工作积极性，出现不作为、怠工，这会导致企业价值受损；第四，薪酬过低，会加剧道德风险，引发更多的腐败。云南红塔褚时健、上海光明王宗南，都是能人，但其合法收入与其贡献极不匹配，可以说他们的“腐败”是不合理的体制逼出来的。从原理上讲，一个人的待遇要和他所管理的资产匹配，才是合理的。例如，如果你有50亿资产，有人自告奋勇不拿任何报酬替你管理这些资产，你会放心地把资产交给他吗？当然不会，因为存在显著的激励不相容。现在央企的高管待遇与所管理的资产规模存在类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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