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回忆之二

我接触到的第一本课外书,是石印《红楼梦》。那是七岁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情。

当我认了些字,朦朦胧胧能读书的时候,除了《三国演义》那些连环画外,大约看过下面几本书:《毛泽东选集》《林海雪原》《战斗的青春》《三千里江山》《青春之歌》《艳阳天》《朝阳花》《红旗飘飘》《洪波曲》。毛泽东的文字貌似大白话,却令人难以捉摸。至于小说,大多为囫囵吞枣式的阅读,急于想知道故事结局。革命主题加爱情佐料,其实颇能征服少年那颗心。

初一时,手抄本《梅花党的故事》在同学之间流传,听同桌讲过,也曾悄悄瞥了一眼,但没有耐心读完那些蝌蚪般的烂字。“地下党”的神奇,东北雪原的剿匪传奇,进步学生卢嘉川、林道静的激情,这一切都在我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外面有绚烂的人生,渭北台地只有日复一日的劳作。也可以说,这些缺乏艺术品位的读物,在我心里种下了想象的幼苗。

等到了高中,于信之外,渐渐有疑生焉。遗憾的是,却没有书籍为我释惑。绛帐高中图书馆藏书甚少,大都是一些《家》《春》《秋》之类的玩意儿,连一本外国作品也没有。馋人的新书常被教师霸占,他们一摞一摞地掠书,经常逾期不还。干瘪的管理员老头,阴郁、暴躁,对学生没好声气,借书似在割他的里脊肉,动辄摔门关窗户。记得就借过巴金和老舍的几本快翻烂了的小说,也没看完,就到了还期。这样,镇上的新华书店便成了我的精神圣地。

新华书店其实也没什么好书。沉甸甸的马恩列斯毛压在柜子里,猪血般的色调便叫人不悦。偶尔会来一本新作家的,却囊中羞涩。我买过三五本鲁迅的小册子,一角、二毛的,算是过了一把买书瘾。上大学时,全都宝贝一般带在行李箱里。

上大学后,同学之间暗暗开始了购书比赛。上铺的上海同学几乎每周去书店买书,长长的两排书压在床头,令人艳羡。在政府发的二十三块五角的助学金外,我仅有十元零花钱,牙膏、信封、邮票之外,还得添置内衣外套,手头拮据。

乡村来的同学,在大学里恐怕都能感受到致命的城乡差别。我们脚踩在土地上长大,对大自然有本能的亲近感,但并不认识多少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是简陋、残缺的。分数或许不算坏,但只是死读课本罢了。会哼几句革命歌曲的曲调,对音乐、美术一窍不通。更不用谈穿着和交友了……几乎是全方位的贫瘠,由此而滋生深深的自卑。班里一河南男生,看上了外系高年级班花,就用力做起功课,活脱脱一只预备开屏的雄性孔雀:每日间吊嗓子练美声唱法,背颂砖头厚的名人词典。为了增加谈资,他特意买了一本《音乐生活手册》,从头背起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萧邦等大师的生平和作品名称。牙齿欠佳,普通话结巴,半残废身材的我,受此启发,亦蠢蠢欲动,想买本手册充实腹腔,囊中羞涩,从陈正宏同学手里借了五块钱方遂了心愿。

复旦校园最壮观的买书场景,应该是那册薄薄的《舒婷顾城诗选》。诗社告示甫出,排队者人头攒动,上千册被抢购一空。“给我!”“给我!”……手持“朦胧诗”童男玉女合集,男女生眉宇间放出幸福的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