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大幕拉开。
自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这一国策以来，不仅“改革开放”成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法宝，三中全会也被赋予了独特的历史含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注定将是中国又一个在历史关键时刻召开的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为何重要
从十二大开始，中共形成了惯例：每次党的代表大会闭幕后紧接着就会召开一中全会，选举新一届中央领导；来年全国“两会”之前召开二中全会，决定国家机构的有关人选；三中全会，则由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提出施政方针。
从这种意义上讲，三中全会提出的决议可被视为未来十年（2013－2022）的施政纲领，统领未来两届政府的政策走向。
回顾历史，每逢中央领导集体换届后的三中全会，其意义更加重大，更凸显转折性。每次全会后通过的《决定》更成为标志性焦点。
邓小平被确立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后的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决定》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等重大问题上，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目标，把改革重点从农村引向了城市。
江泽民被确立为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后的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开启了市场经济的大门，是改革开放30年经济改革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决定。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国企改革、政府转型、市场完善等重大任务。如今看来，决定提出的这些改革任务非常具有前瞻性。但遗憾的是，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决定》的执行并不理想。吴敬琏曾这样评价：《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经济发展中依然存在的体制性障碍与完善方案一一列出，然而十年过去，这一决定却几乎完全没有执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目前可谓是万众期待。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也在会前释放信号：“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一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
“临界点”上的三中全会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是改革开放30年增长最快的时期，但也是社会矛盾迅速积累的时期，“经济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吴敬琏）。
首先是粗放型增长模式带来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北京是个很好的例子：环境污染已经到了严重威胁生命健康的程度。
加上权力从“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中尝到了巨大的甜头，迟迟不肯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导致严重的腐败，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以不合理的方式迅速拉大，直接威胁到社会稳定。
同时，这种模式下的政府偏离“中性化”，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畸形现象。由于政府追求经济利益，法治就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重庆唱红打黑，不过是以极端的方式警示了法治的脆弱性。
与此同时，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衰减，转型难以回避：全球经济再平衡，宣告出口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很难继续大搞工程项目；货币超发严重，大大掣肘了政策空间；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口红利衰减。实则是多重压力，不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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