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兰的眼圈红起来。
这是余妈妈的故事。具体的时间与地点已然不清，它该是1945年夏天之前的南京，日本即将面临最后的溃败。
日本人怀疑她的丈夫抗日，用刺刀挑开余妈妈的肚皮，未成熟的婴儿掉在了街旁。两天后，回家丈夫看到尸体，也悬梁自尽。
白兰记得，在整个童年岁月，妈妈从未给她讲过童话故事，倒是常提起余妈妈一家。
生活的残酷性很早就伴随着她。她出生于1947年的长沙。父亲是一位四处漂泊的商人，内战使他的漂泊更难觅踪迹。从长沙到云南再到香港，她的母亲带着她与姐姐找父亲。最终在1952年定居于九龙，父亲始终未再在她的生活中出现。日本人有多残酷、国民党又是多腐败，是她童年最常听到的抱怨。她也对妈妈所说的一个细节记忆犹新。在战败的消息传来，日本士兵与侨民撤离时，南京市民将囤积了三天的粪便，泼在他们经过的道路上，用此来发泄他们刻骨的仇恨。在难民聚集的香港，这是普遍的记忆，这是一座受伤者之城。在这伤痛中，涌现出一股朴素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不过，自开埠以来，香港不仅是个难民汇聚地，也是通往新世界的跳板。它与旧金山的关系更是特殊，从加州的淘金热开始，香港源源不断地为这新大陆输送劳动力，将太平洋变成了这两个城市间的“内陆湖”。白兰在1960年代前往旧金山读书，之后幸运地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她在1971年重返旧金山后，成为了《旧金山纪事报》的记者。这份报纸的历史足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赫斯特年代，它也曾是排华情绪的煽动者。
这也是个令人愤怒与感伤的情绪。华人是这个城市最早的定居群体之一，它最早的街道萨克罗门托街正是翻译为唐人街，从金矿到铁路，华人是近代加州历史的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这也是全球最大的华埠，不管其历史之悠久、华人的数量，它都堪称海外华人之都。
但他们不仅未得到过相应的承认，却是嘲弄、排斥、漠视的代名词。赫斯特时代的《旧金山纪事报》是“黄祸”的有力鼓吹者。
当白兰成为这份报纸的记者时，她发现这偌大的唐人街，却被忽略在主流媒体之外。像一个世纪前一样，华人生活在挂着红灯笼餐厅、杂货店中，会馆、宗亲会、堂口充当他们的幕后管理者。美国早已从淘金时代来到了民权运动时代，政治权利、种族意识已普遍觉醒，华人却仍是沉默的。在很大程度上，唐人街似乎仍遵循19世纪作家布莱特·哈特的描述。一方面，“异教徒中国人不是冒险家。但是他却将一种古怪的保守主义带进了冒险家的新生活。他既安静又温和，几乎像个哲学家。他从不嚣张、挑衅、更不会炫耀自己三千年的历史……他坦然接受自己的杂役身份……他只和中国人通婚、吃中国菜，自中国店里购物，死后骨灰也只运回中国”;另一方面,“他没有在文明进化中留下任何痕迹。他没有为自己争取任何民权；他没有要求投票权……他坦然接受政府及私人对他的强取豪夺……”
白兰决定成为一名社会运动者。在报道一所华人医院的被迫拆迁时，她认定直接参与行动旁观（不管它是多么的富有同情）更可能改变现状、也更符合她的个性。她意识到当地政府是多么漠视这个社群，他们原本是这座城市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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