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供了调整中国改革模型的重要契机。
没有人会怀疑中国再次改革的重要性和经济改革的急迫性。但任何一个改革模型都需要考虑前置条件，即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的游戏底线规则意识并未真正建立，法治市场的尊严尚未形成，信用体系远未烙印到交易之中。市场改革的前提是建立基本信用体系，严守底线规则，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易成本。
如果没有底线规则意识，一些改革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以上海自贸区为例，这个被赋予重要使命的试验田，如今似乎有些进退维谷。包括商务部研究员马宇先生在内的质疑者，以确凿的证据证明，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与商务部的清单相比，没有缩短反而加长。
如马宇先生所说，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罗列的特别措施共190项，其中禁止类38项，限制类152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禁止类36项、限制类78项、鼓励类中的限制措施约43项，共约157项。经过比对分析，发现两者的吻合度居然超过100%！
上海自贸区操作方案和负面清单公布以后，原本满怀期待的国内外投资者大为失望，认为自贸区开放程度远远未达预期，高涨的市场热情骤然趋于冷淡。但奇怪的是，与此同时，却又有诸多政府主管部门暗地里不满，认为开放程度过高，很多“必须”的行业管制没有纳入负面清单。而更高层的决策者，也对目前的自贸区设计方案和负面清单不甚满意。
不仅被抱予厚望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未如人愿，更惹人关注的金融改革至今未见细则，可见各派意见博弈之激烈。不仅保守派担忧，就连市场派人士余永定先生也担心，一旦自贸区资本项目部分开放，将引来如潮般的资金，冲破汇率隐性管制的大堤。可以想像，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必将严守实际贸易、实际投资这一角落，即使如此，改革让人忧心忡忡至今难产。
上海官方以谦逊的姿态面对各方意见。9月29日，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情况说明会上，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戴海波称，“我们是小学生”。戴海波并不讳言，因为是第一次使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可能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也可能会遇到很多使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传统模式有矛盾的地方，或者相关方面有不配套的地方；这也为下一步改革提供了空间，“我们也可能今后会发布2014年版、2015年版。”
更高层发出改革强音，10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诸多事先审查项目被取消等成为关注焦点。近半年来，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21项，简政放权已是大势所趋、改革指向。即使如此，地方政府审批事项尚有1.5万多项。如果自贸区改革随着全国的改革而改革，自贸区也就失去了试验田的价值。自贸区的作用是为刺破上万项的审批铁幕，磨炼一把锋利的剑，一把锈剑毫无价值。
类似于自贸区的改革窘况屡现于互联网金融、证券、养老金改革等所有方面。如果政府放手，原本薄弱的信用体系如何支撑？如果政府不放手，市场化又如何培育？人们不会忘记上世纪90年代一度盛行的民营银行改革，如何因为投机者成为银行大股东，肆无忌惮地攫取利益而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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