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对于是次三中全会，中国社会甚至国际社会都寄予相当高的期待。尤其在全会召开前夕，舆论掀起了一股宣传高潮，领导人的讲话，媒体的讨论，专家学者对改革方案的预测和设计，汇集成了三中全会的大合唱，这场大合唱的主角，无疑是藏在背后的“改革”。
三中全会，或者更具体地说，中共最高领导习近平和李克强会出台何种改革举措，随后将会揭晓答案。笔者在此不想猜谜。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人们这样热衷于谈论和期待三中全会？好像三中全会一开，乌云也变晴天。
答案似乎不言自明，人们期待三中全会，是在期待最高领导推动改革，以打开目前徘徊不前的改革局面。自中共在30多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启中国改革大幕以来，历次三中全会都与体制改革相关，梳理一下七次三中全会的主题和通过的决议，“改革”二字赫然在目。十一届三中全不用说，它的意义已经写在中国历史上，1982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8年十三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8年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是经济体制某个方面的改革决定。本次三中全会根据此前政治局会议的精神，是要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使得改革以来的历届三中全会都承担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使命。
而三中全会之所以被赋予这样的使命，又跟中共的全会惯例有关。自中共十二大后，党代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已形成制度，而在党代会后，五年里大概召开六、七次中央全会。一中全会一般在党代会闭幕后的翌日召开，主要讨论并选举中央最高领导层，二中全会则在党代会召开的次年春天、全国两会召开之前举行，主要讨论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和全国政协领导人人选建议名单。三中全会则在当年秋天或冬天召开，主要讨论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三中全会出台的决议，往往被视为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主政纲领，对此后五年国家经济形势产生很大影响。
这似乎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对三中全会有这样的期待。但即使中共全会已经形成了在三中会议上讨论改革话题的制度惯例，之前的三中全会，好像没有哪次像今次一样，人们对全会的召开感到格外迫切，连国外都高度关注。究其原因，只能说，与今年以来的形势有莫大联系。从习李上台后的一年表现来看，中国社会经历了希望到失望再希望的过程。鉴于胡温十年在改革上无大的作为、社会矛盾迸发的现况，人们期待习李上台后能够大刀阔斧地革除陈弊，把十年浪费的光阴追回来。更因为习李是最有条件重新启动改革的，他们没有历史包袱，又处于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中，中国的角色和地位比过去大大提高。而他们上台之初，也确实在改革上有若干言语和行动，激发了社会的想象和期待，如“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善用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等，似乎前途一片光明。这是习李和社会的“蜜月期”。然而，就在人们信心百倍地以为习李将会大干一场时，突然间乌云密布，倒宪潮起，随后一系列诡异的事件出现，把人们高涨的改革热情打到谷底，对习李从希望到失望，社会的一种幻灭感也就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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