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中国媒体上沸沸扬扬地在讨论几所知名大学的教授相继爆出的诸多丑闻，中国教授的整体形象一下子从高级知识分子的神坛跌落。
我自己是在中国大学接受本科四年教育，在美国大学继续研究生和博士的教育。在我看来，人多持有善意，却也会有一念之差的恶行，并不能因为某些教授的行为而对整个大学教育者群体进行否认。以我个人经历，仅就中美的文科教育来看，中西方的高等教育都保留了“去伪存真”的一面，而中国更注重师道传承，美国则更加容纳学生的个体独立自由和学术精神的发展。
前几天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复旦大学俞吾金老师去世的消息，心里咯噔了一下。手边是正在读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我听过俞老师的哲学导论，而后考试选择的题目也正好是讨论黑格尔的历史向度。距今八年，稚子都已成人。在我印象中，俞吾金老师，年纪并不算大， 他说话的语调偏低，走路步子迈得极轻。他讲课方式实很普通，很少激动，很多地方一笔带过。他讲述逻辑学的时候，很让人想到艾莉丝门罗的小说，上面密密缝缝地铺好了暗扣，底下却一针见血。他对教学真是一丝不苟，讲课中表情时而沉郁，竟是印证杜甫“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又想起前几天朋友问起我关于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的事。朱维铮老师也是前些年过世的，我与他唯一一次接触，是听他的讲座。记得当时有学生提问，如何看待精神自由这件事。他说，年轻人首先要人身自由，然后是精神自由。历历在目，如篆在刻。他们那辈的知识分子，很多是死过一次的人，什么都不怕，也什么都敢说。我在中国大学本科所接受的纯文史哲教育前前后后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因我自己的私心兴趣，对西方的涉猎较少，仍以国学为精要。多年后再看我的这些课堂笔记，是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一切都是平常事，如今相继听到教授去世，倏尔一字难落，一页难启。好像身上灌了一汪浑浊的积水，哗啦啦，倾泻下来，却没了炼药的方子。
对比起中国来说，在美国大学里各种范儿的教授，多元化就更加强烈了，鲜衣怒马者有，温良谦恭者有，还有桀骜不驯的，绝对可以整出一部美版的《世说新语》。我在美国博士期间的导师看上去更像一个时尚达人。跟一般穿着不考究的教授相比，他每天穿着不同的衬衫，做报告时候还会戴着爱马仕的海豚领带。西装熨烫得一丝不苟，口袋上绣着自己的花式签名。他开着一辆70年代从意大利出产的老爷车，车的空调坏了，还得自己找资料依葫芦画瓢去修。他平易近人得不像是一位名教授，在日常的交流中还偶尔吐一两句脏话，学生们也不感觉低俗，反而觉得配上他口若悬河的法语德语朗诵，真是太有性格了。他经常主动给学生们推荐书单，还义务担当德语老师。而另外一个导师简直就是“现代洛克”，哲学大师范儿，是我们几个博士生的精神指引人。讨论到康德时，他说只要心里有了正念，跟谁过日子在哪过都是没啥区别的，讨论到哈贝马斯，他又说了，人活着有耐心有韧性比活得任性重要多了。真是引经据典，又踩着地气，字字珠玑，不觉拜倒。而且教授们都很热爱体育运动，那位把西装穿得井井有条的教授打趣说，每天去gym才能把自己塞进十年前的西装里。有位快入八十耄耋之年的教授，还每天绕着学校操场跑一早上，跟学生们一起做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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