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够理解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和独裁者的想法吗？
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举办的一次活动中，马丁•埃米斯(Martin Amis)在谈及他关于纳粹大屠杀的最新小说《利害之畿》(The Zone of Interest)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埃米斯认为，就希特勒而言，几乎不可能理解是什么使这位纳粹头子犯下诸多罪行。只因为盲目的憎恨就屠杀数百万无辜的人，这若非超出人类理解能力之外，也至少达到了人类理解能力的极限。埃米斯提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幸存者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著作。集中营的一位看守曾告诉莱维：“这儿没有为什么(Hier ist kein warum)”。莱维写道，“纳粹的憎恨没有理性可言；这种憎恨不属于人类的心灵；它已超出了人性的界限……”
然而，谈及20世纪另一个手上沾满鲜血的欧洲暴君斯大林(Stalin)，问题就变得复杂多了。埃米斯认为，不论斯大林政权如何残暴，理解斯大林的行为还是可能的。他的憎恨并没有脱离人的范畴。
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这部规模宏大的传记《斯大林》(Stalin)可以作为埃米斯观点的最佳佐证。可以说，科特金对斯大林的了解不输给任何历史学家：他已经写过一本探究斯大林主义来龙去脉的重要著作，并且多年来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俄罗斯历史。归功于科特金出色的研究和解释能力，斯大林的所有抉择几乎都可以在他的意识形态框架下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得到解释——至少第一卷叙述的斯大林掌权早期是这样（传记计划用三卷完成）。在斯大林主政下的苏联，事情在多数情况下是有原因可循的。
这并不是说斯大林的人生算不上了不起：他出生于沙皇俄国边缘地带的格鲁吉亚，父亲是个鞋匠，而他居然推动俄罗斯摆脱了帝俄持续300年的桎梏，他自己成为一个占世界六分之一面积的国家的最高领袖，改写了数百万人的命运。本书也不是要否认整个列宁主义事业的不合理之处：现在的暴力、杀戮和大规模镇压是可以容许的，只要是为了构建更和平、更公正的未来。正如科特金所写的，斯大林“强化了列宁主义中固有的荒谬之处”，但这种意识形态却基本上让他的行为神圣化了。
苏联历史学家将过去的历史描述成各种巨大的客观力量推动的结果（尽管错误地走了一些弯路）。但科特金以近年来西方眼中的俄罗斯历史为基础，强调斯大林时期一些偶然性事件的作用，认为人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Trotsky)在1917年初，就像德国共产主义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1919年那样遇刺身亡，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就不会发生了。“两颗子弹就可能阻止布尔什维克(Bolshevik)暴动，”科特金写道。如果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就死于结核病，那么苏联就不会被野蛮地驱赶着被迫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
关于斯大林的著作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可能会怀疑关于他的书已经写不出多少新意。关于俄罗斯革命的大部头著作汗牛充栋。但是和科学一样，历史也是随着每次讣告的发表而一步步缓慢前进的。
科特金深入挖掘了苏联解体后解封的档案，并吸收了近年来俄罗斯有关斯大林的大部分研究成果。他这卷书将近1000页，其中简明的注解和索引几乎占到篇幅的20%。科特金称自己的书是传记和历史著作的结合体，他将人们之前对斯大林的理解置于放大镜下审视，发现大部分理解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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