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我的四本书吗，上面都有”，每当对我的问题听不清，或是对自己的记忆不确信时，他就会重复一句，然后指着桌上的纸袋，里面有四卷的《国父与横滨》。在封面上，孙中山穿三件套西装，两手插在口袋里，英气勃发，正是国民党正史中典型形象。
他身材高大、东北口音浓烈又洪亮，灰色西装得体而随意，像是典型的老派读书人。若不是行路时需要略微搀扶，你根本想不出他已经九十三岁。
当地人说，若你要问那些晚清的革命遗事，可能只有他知道。他们已普遍分不清康有为、梁启超或是孙中山的区别了，那都是陈年旧事。而据说他都记得，他曾是当地华侨中学的老师，曾编纂横滨的华侨志，是本地华侨社会的一名公认的知识分子。
在横滨的中华会馆里，他如约而至。墙上悬挂着各式的孙中山的纪念海报，还有一张马英九的照片——端庄得令人乏味。你几乎很难想象，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革命党如何变成一个陈腐的执政党的。
他是个坚定的国民党员。十九岁那年，他加入其中。那是一九三九年的哈尔滨，东北正处于日本统治的高潮时刻。他出生于辽宁，十一岁时，日本人占领了东北，随即将逊位多年的溥仪扶上了皇帝之位。作为满洲国的子民，他接受日文教育，在哈尔滨的一所大学读书时，他班里的同学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韩国人，他们相处无虞，的确象是某种新的东亚新秩序。“日本人在东北的统治很正常，没什么残暴的记忆”，他回忆说。
不过，他不相信这种秩序，加入了反抗者的行列，他秘密地加入了国民党。在当时的满洲国，国民党领导的内地中国是不折不扣的敌国。他为此付出了两周的监狱生涯。他经历了国民党的辉煌一刻，在一九四五年秋天，中国成为了战胜国，国民党是这一胜利的领导者。但接下来，形势变得被动，迅速兴起的共产党获取了优势。作为一个县级的国民党书记，他跟随溃败的军队逃往北京，然后又到南京，进入了中央训练学校，蒋介石正是他们名义上的校长，他对蒋介石充满崇拜。溃败不可遏制，他还算幸运地登上了前往台湾的船只。在新竹与台中，他成了教育界中的一员，每日听到与看到“反攻大陆”的讲话与标语，心中暗暗明白恐怕一时回不去了。
他的命运在一九六四年再度发生转变，应朋友之邀（也是一个东北人），他来到横滨的中华学校任教。对于那个处于风云飘摇中的台湾社会来说，这是个不坏的选择。他也懂日语。
这所学校并非是普通的华侨学校，它的创始人正是孙中山。当一群横滨华侨在一八九七年想创办一所中文学校时，华人在此地的历史已经接近四十年，在高峰时期，有七千人之多，绝大部分是广东人，是本地最大的外国人社区。不过，在甲午战争前后，人数因中日的紧张关系锐减。华侨们期望这所中文学校能提高华人子女的教育水准，当地已经有了关公庙、妈祖庙、中华会馆，却没有一所学校。他们找来孙中山商议，在失败的广州起义之后，他一直在全球的唐人街演讲、募捐，说服那些只想逃避政治的华侨们支持一场他们无法理解的革命。在大部分时刻，他依靠的是乡情与血缘，而非政治理论。他们大多来自广东一带，说同样的语言，吃一样的叉烧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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