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以雄文预测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在纷争数千年之后，最终将统一于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这一论断在随后的二十年被证明自大且滑稽。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五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最近十五年的快速崛起，让人们对什么是制度优势有了新的认识。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更是以一己之力，用激进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加剧自己的结构性问题为代价，为避免全球经济在下行通道加速沉坠做出巨大贡献。毫不夸张，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有鉴于此，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新著《大退步》（The Great Degeneration）中，重新思考构成西方文明的四大基石——民主自由、市场竞争、法治、和公民社会，他甚至认为制度的衰退导致了西方世界经济的衰退和国家政治的保守固化……
中国是未来的答案吗？在提出这一命题的同时，人们开始争论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拐点是否就要到来。中国政府也对中国经济做出了“新常态”的表述，用于定义“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在延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生活中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开始凸显，包括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在发酵，金融体系的滞后发展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混乱，收入不平等和社会阶层的固化等等。我把过去三十五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中国经济现在正进入第二阶段。希望能对看清中国目前经历的经济调整提供一个更清晰的视角。
一个方程式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阶段
我们的思考可以从经济学里的一个等价公式开始：
增长率=投资率X投资资本收益率
这个方程式是理解中国经济非常有效的一个逻辑框架。方程式的左边是经济增长率，右边是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乘积，分别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和投资的效率。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都可以拉动经济成长。
过去三十五年，中国经济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在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之间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平衡，两者合力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持续三十五年的高速经济成长。1980年至2012年间，中国的平均投资率高达GDP的39%，远远高于同期发达经济国家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最近五年，投资率更是高达50%。与此同时，因为改革初期中国经济的起点较低，资本相对稀缺，资本的边际收益率长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投资资本收益率因而也较高。
用上述方程式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和未来，可以这么说，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不同组合区别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阶段。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一阶段，高投资率和相对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合力促成了中国经济年逾9%的增长率。
然而，促成中国经济在第一阶段高速增长的很多因素是一次性的，在第二阶段难以为继：在享受了多年的人口红利之后，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加剧，劳动力短缺或在不久的未来成为现实；长期的高投资带来产能大面积过剩，未来维持高投资率越来越困难；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赛（political tournament for economic growth）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投资和发展经济的热情，但地方政府的增长主义倾向也带来庞大的地方债务，大量的低效投资，和环境的恶化；适度“金融压抑”政策曾经使得中国能够在短时期内将有限的资源积累起来，迅速实现工业化，但金融压抑所带来金融中介服务低效，覆盖面窄，结构不合理等痼疾，正制约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房地产市场曾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极大地促进了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的成长，并为地方政府财力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但“土地财政”和高房价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中国经济，制约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顺利实现; “控制式”的公司治理模式扭曲了企业经营的真实目标，导致企业普遍缺乏创新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的动机与能力；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固化使得勇于创业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在丧失，社会戾气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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