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本文为作者《非典型创业日志》系列之五。
11月27日 星期三 晴
康有为是个好创业者吗？
在丹灶镇的苏村村口，工人们正闲散从厂房中走出。从一串大排档中，我们选了一家四川菜。外来的打工者拥挤到珠三角，也改变了当地的口味。拿出手边的《我史》，那是康有为的自传，写于他流亡日本时。我想找他对家乡的记忆，未料到却和朋友谈起了单向空间的商业模式。
“重度垂直”，我连忙借用了我的朋友牛文文最近的概念——倘若你拥有了一个稳固的、基数足够大的用户，你就可能获得成功。我还记得他最近不遗余力推广的概念，未来的公司就像消费者的宠物，你需要密切的情感联结，并将这种情感物质化。这并非什么崭新概念，人类的一切组织从宗教到党派到公司，都要依赖于这情感与利益的联结。只不过技术革命加快了速度，冲散了旧有的结构、将沉睡的欲望唤醒……在这一轮革命中，所有的情感、思想、行动、消费，都集中于这小小的智能电话中。
这也像是一场巨大的移民计划，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向智能手机这个既微小又庞大的虚拟世界中的移民，它丢弃掉很多，又产生出无穷的机会。谁能想到一款APP，能将闲置的车辆都激活起来，或是将无效的、零星的存款变成数量庞大的投资……按照两位麦肯锡的分析家的看法，我们正在进入一场戏剧性的“资源革命”，它将重组我们整个生活。我很是希望，单向空间能在这场巨大的范式转移中，充当某种新角色，从一家传统意义上的书店，变成一个新的知识、价值、趣味的供应商，并通过产品将这些精神需求具体化。
不过，这其中的具体环节却让我大为头痛。迷人理念是一回事，具体的行为是令一回事。将看似庞大的人群转化成具体的、忠诚的购买者比想象得复杂得多。
在苏村闲逛时，这焦虑一直困扰我。1858年，也就是咸丰8年，康有为出生于此。敦仁里的康家老屋如今紧锁，此刻的康有为博物馆是由老康氏祠堂改建的，康有为进士及第的旗杆座仍在院中，“大同”两字悬挂在门牌上，重建的澹如楼也不开放，它们都是僵化的建筑。象所有故居一样，它是重建后的Kitsch（拙劣之作）。离开故居，穿过其他姓氏的祠堂、一条叫“维新巷”的小巷、水塘边的断木、塘中的枯荷花、香火缭绕、在那些沉默的、往往不算友善的老太太（不知为何，她们总让我想起“十三姨”，难道关之琳衰老之后，就是这个模样，在佛山，“文有康有为、武有黄飞鸿”尽人皆知的口号）之后，那个隐约的华南的宗族社会才逐渐出现。
19世纪的广东正是这宗族社会与西方影响的双重产物，它既封闭又开放、富有理想又实用主义、散布世界又保持高度的乡土性。全赖这种特性，康有为才可能在1898年的失败变法后，在海外建立起一个影响力广泛的“保皇会”，这个组织不仅是一个流亡的政治组织、还是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在1899年的加拿大成立时，保皇会就有另一个名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康有为不仅希望这500万的海外华侨成为政治思想与行动的支持者，更希望他们为此提供资金。他甚至相信，这经济行为才可能决定中国的未来。“今日中国所欠缺者固多，而最要者，乃物质之学。各国之强，实在汽电、工艺、兵舰、枪炮、不在乎自由、立宪等空论也”，他在1904年写道。一年后，他还写作了《理财救国论》。倘若西方商人将庞大的中国人口视作希望每个中国人多用一尺布，就能让兰开夏的纺织机不停的运转几十年；康有为就希望这500万华侨能成为他们的会员与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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