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央行降息的讨论，近期占据了中国内外媒体头条。对此，大部分专业人士都给予积极的评论，甚至可以说好评如潮。对于此次央行降息的意义与逻辑，笔者与多位市场人士已经给出了充分的讨论，总体来看分歧不大：鉴于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弱增长、低通胀、高资金成本的阶段，降息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不应让人感到意外。
然而，笔者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如此专业化的工具使用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和阻力，也就是降息为什么这么难？从国际经验来看，如果经济条件满足，降息推出按理说应该是顺理成章，各方并不应感到意外，反而早应有所预期。但中国央行的此次降息却历尽波折，政策落地之前后都一直伴随着全民热议，且不少讨论甚至远超出货币政策工具本身，确属罕见。
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暗含着一种困局，即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已被寄予了过高期待，或已经变得非常“全能化”和“政治化”。换言之，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之下，货币政策已经承担了本不应该承担的重负。考虑到近一年来，提及降准降息等常规性的使用往往遭到非议、央行避开传统货币绕道创新工具、甚至连文字上“强刺激”与“微刺激”都被大量过度解读等，也都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这样一种困境。
归根溯源，造成这一困境可能很大程度上与对于“四万亿”刺激政策的反思有关。当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一度面临硬着陆局面，而后通过“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短短一季度，中国经济便扭转了下滑态势，实现增长在全球率先反弹。如今来看，上述经济刺激产生的不少后遗症让人反思，包括这几年的房地产泡沫积聚、地方政府债务及连带的银行坏帐风险加大以及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等，都与“四万亿”不无关联。
笔者也曾在早前FT中文网专栏文章《反思“四万亿”恐惧症》专门论述。笔者认为，总结“四万亿”一揽子刺激的教训是必要的，但同时也不宜矫枉过正。“四万亿”不在于是否推出刺激政策，而在于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包括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机制、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以及产业政策存在不少弊端，从而造成过度刺激的问题。实际上，根据宏观经济周期形势采取逆周期措施已经较多理论和实践经验，本身着实难言刺激。
如此看来，避免重走老路，真正需要做的并非是否采取政策，而是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如何避免过度刺激？如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尽管如此，笔者发现，政策在过去一段时间落实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即结构性调整的重任很大一部分落到了货币政策得肩上。比如早前大量使用创新工具，通过定向支持的办法注入资金，常规性工具却被束之高阁便是佐证。
对此，笔者深感困惑：货币政策能否承担结构性调整之责？早在FT中文网专栏文章《中国货币政策新框架思辩》中，笔者便提出了这个问题。不难发现，中国央行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央行，也是最不易的央行，货币政策承担了六项重大责任，不仅包括低通胀、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创造适度的就业机会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甚至还要承担金融稳定与改革发展的任务，这对海外央行来讲，其实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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