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 雨

读到了T的文章,一贯的漂亮行文,一贯的迟疑、反诘又坚定的语气。

他说,中国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政治试验。

T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不仅是他的写作,更是他的工作、生活方式。

“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边境工作。夜晚、大雾、武装守卫、紧张的状态。在柏林,沿着白雪覆盖的腓特烈大街走几步,穿过散发着霉味的东德关卡,你就从西方世界进入了东方世界。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切又都变了。或者在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和被解放的科索沃之间沙袋成堆的边境哨位:面带稚气的加拿大士兵温和地让你从一个黑暗之地进入另一个黑暗之地。但是政治与文化之间、欧洲大陆和盎格鲁势力范围之间、学术界与新闻界之间、左翼与右翼之间、历史与报道之间的边境也是如此……”

多年来,他这段自我描述总令我着迷。自从1980年的波兰的格但斯克的造船厂开始,他创造了一种“此刻的历史(history of present)”的独特写作,象一个新闻记者一样深入现场,又象一个历史学家一样作出分析、判断。从华沙的团结工会、布拉格的魔灯剧场到仰光的昂山素季,他将自己的才能尤其倾注在这样“极端政治(extraordinary politics)”领域——巨大的转变正在发生,理念、人性的冲突尤其显著。

此刻中国也是让他深感兴趣的“新边境”与“极端政治(extraordinary politics)”。我们在北京再度见面,他似乎憔悴了些,西装与衬衫还是有点皱巴巴,那皱纹总让我想起80年代的华沙与布拉格,一个尚未进入光鲜的全球资本主义的东欧。

我们谈了欧洲的危机、俄国的扩张、硅谷的兴起,他说Google、Facebook已经比很多国家更重要了……我感到特别的愉快,这些谈话把我从日常中解脱出来,确认另一个沉睡的自己。一年来,我感到自己正陷入某种封闭,不再感兴趣世界发生了什么,甚至对公共事务毫无兴趣。这既是缘于创业活动——它需要我更为专注于组织内部,更是缘于一种深刻的无力感——我对现实的变化无能为力。这封闭性正是目前社会的主要趋势。

不过,对于我们都关心的中国,我们却所谈不多。比起3年前,北京的气氛大不相同。那时,T仍有一种显著的乐观,认定这个庞然巨物仍朝向某个值得期待的方向发展。在上一本书中,他把2001年至2008年的世界定义为一个“尚未命名的十年(a decade without name )”,它以9.11悲剧始,以北京奥运会终,它预示了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退却,但新秩序却仍不明。如今,7年过去了,他把正仍在继续的十年命名为“权力转移的十年(a decade of power shift)”,毫无疑问,世界权力的中心正在向东方转移。不管是规模上还是形态上,中国正是这“extraordinary politics”的最佳剧场。

但T开始忧虑,在中长期,它到底会导致何种结果,这次中国之行,他感到某种强烈的紧张气氛。

读到T的文章,我感到既兴奋又怅然。我喜欢他捕捉到的中国社会的情绪,但同时,作为这剧目中的一员,我却用沉默、规避来应对这场剧目,似乎只是这场剧目被动的试验品,而不是记录者与参与者,后者意味着高昂的个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