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中国老龄化问题的解决之道》一文中，对于中国老龄化的问题，他给出的“药方”是——建议中国政府放弃计划生育政策，延迟退休年龄尤其是女性退休年龄，提高年轻人教育水平，和加大研发支出。
诚然，这些建议与其说是中国老龄化问题的解决之道，不如说是中国经济增长长期趋缓问题的解决或缓解之道，其隐含的逻辑假设是：经济增长问题解决好，老龄化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姚主任开出的“经济处方”之于中国老龄化问题而言，显然是片面不足的。
面对老龄化问题的严峻挑战，中国亟需更加系统的解决方案，需要从国家和政府、社会、企业或单位、家庭和个人各个层面通盘思考、全面筹划，方有可能在2050年左右当中国达到重度老龄社会（届时中国大约每三人中就有一位60岁以上老年人）时，避免普遍发生老年人“夕阳不红”、凄苦度日、自杀高发的社会悲剧。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凡事从党、国角度出发寻求解决方案的思路，更应该从最根本的个人和家庭的角度开始谈起，随后谈企业和社会的责任，最后再谈国家和政府的对策。
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往往伴随着两大类风险——长寿风险和年老多病以致需要长期护理的风险，俗称“老不死”的风险和“久病床前无孝子”的风险。
长寿风险这个学术名词指的是，退休前按预期的寿命准备养老金，但是活得太长寿超过预期，以致没有足够多的钱按自己预期的方式生活，拖累子女导致子女不孝敬，老年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的一种风险。中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43岁大幅提升到目前的75岁，随着医疗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均寿命延长将是大势所趋；然而中国“未富先老”的状况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这提醒人们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退休规划，以及储蓄和投资计划，慎重考虑何时退休、如何养老、在哪养老等人生重大问题。
在这一点上，个人与其依靠国家和政府，不如更多承担个体责任、多多依靠自己。从1985年“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到1995年“只生一个好，国家帮养老”，到2005年“养老不能全靠政府”，到2012年“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再到现如今“以房养老”，你认为这些口号靠得住吗？要想有一个绚丽的“夕阳红”，可能唯一行之有效的个人对策是“自求多福”，根据自己的情况早日规划，尽早着手准备。
在一个重度老龄化的社会，年老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而需要他人长期护理的个人风险，将被急剧放大，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美国长期护理专家Peter Kemper教授的报告显示，美国65岁男性余生内需要长期护理的比例为58%，65岁女性余生内需要长期护理的比例更高达79%。对于中国独生子女家庭而言，他们如何为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提供长期护理，更是一个需要根据自家情况提前预备、早日规划的大概率事件。
家庭和个人知晓和重视老年人生活风险，对于避免人间悲剧是非常重要的。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的自杀率大大高于其他年龄段的自杀率。例如，根据《2013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自杀率平均为每十万人中有4.82人，而70岁老人的自杀率则是这一平均自杀率的3到7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每1起自杀案例的背后大约有20起自杀未遂的案例，由此可见老年生活极端不幸福或境况欠佳是非常普遍的，这提醒人们要慎重对待退休和退休规划，要为退休生活做好足够和全面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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