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张广德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让他立刻赶往中国南方的一座工业城市。他的儿子张廷振在那里为富士康(Foxconn)工作，后者是一家为苹果公司(Apple)代工的台资电子产品制造商，也是中国最大的雇主之一。
28岁的张廷振是一名来自中国中部的农民工，他站在梯子上修理一盏应急灯时遭到了电击，从4米左右的高处跌落，头部撞到了地面。当张广德来到深圳（广东省的一个制造业中心）儿子的床边时，医生已经对危及生命的肿胀大脑进行了部分切除。曾是一名优秀田径运动员的张廷振两年多来一直卧床不起，直至最近才开始下地走路。他的后半生都需要有人照顾。
张廷振的事故让他的父亲走上了四年的漫长维权之路，他经历了中国司法体系的每一个层级——各级法院和仲裁机构，而当这两条途径都行不通时，他只能求助古老的的上访制度。在古代，中国农民曾通过这种制度向官府申冤。
随着中国一度看似取之不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供应逐渐枯竭——经济学家们称这一时刻为“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过去30年间推动中国经济奇迹的农民工正在很多方面获得对雇主的空前影响力，从薪酬和福利谈判，到伤残索赔。
这导致了劳资纠纷数量激增，还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像张广德一样在法庭提起诉讼。但在劳资纠纷的过程中，一些人发现自己陷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最多可判处五年监禁的一项模糊指控——的危险法律境地。
但是，在过去两年里出现一系列标志性的劳动纠纷案件之后，中国工人们几乎没有获得多少法律上的胜利。这引发了人们对法院系统的广泛质疑：这些法院是否有能力为那些与有钱有势的雇主和地方官员产生纠纷的工人伸张正义？“中国的情况是，法律受制于权力，”张广德说，“中国太腐败了，地方政府不断地欺瞒上级。”
劳资冲突
深圳劳工维权人士吴贵军在被拘留一年后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对他的指控最终被撤销。
“中国的司法体制非常官僚化，很容易受到政府的压力，”他说。“这让工人们很难维护自己的权利。”吴贵军在2013年的一起维权纠纷期间被捕，据称他带领工人们举行了一场抗议游行，检方称此举扰乱了社会秩序。
执政的中共已发出信号表明，它决心结束地方政府对法院判决的干涉，从而推进社会正义，同时强化北京对司法体系的集中控制。去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重点讨论了法治议题，称要让民众对司法体系有足够的信任，让上访者成为原告，求助于当地法院，而不是涌向北京。中共也希望，有效的法院和仲裁体制将有助于平息吴贵军所参与的那种大规模工人抗议，以免不满情绪达到临界点并扩散至街头。
然而，党已明确表示，它无意放弃对法院的最终权威，包括有权决定政治敏感案件的判决，这些案件受到拥有实权的政法委的监督。
过去一年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劳动纠纷案的结果似乎表明，政法委正试图把握微妙的平衡。尽管它不希望赞同可能引发中国快速演变的工人运动反弹的严厉惩罚，但它也不想鼓励工人积极维权。中国的法律并不保护罢工权，而且禁止设立独立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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