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 晴
昨日，91岁的李光耀去世。周围的反应，让人深感这个社会对于“强人”有着多执着的迷恋。是啊，个人自由意味着承担选择的困惑、可能失败的后果。交出自由，换得安全，是永恒的诱惑，也是所有威权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倘若统治者如李光耀这般睿智，似乎是再好不过的交易了。
我远远地见过李光耀一次。该是9年前了，在新加坡的一家酒店的宴会厅里。《福布斯》杂志在此颁发它第一个“亚洲商业人物的终身成就奖”。来自北京、东京、马尼拉、香港、雅加达、吉隆坡、班加罗尔与迪拜的商人们济济一堂，构成了一个松散的亚洲，不知他们是否会同意那风靡一时的“亚洲价值观”的存在。李嘉诚是获奖者，这是个无可争议的选择。他上演了从一个小工厂主跃升到亚洲首富的戏剧，代表了亚洲在20世纪后半叶巨大的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他也折射了海外华人的命运，一个因避战祸从潮州逃离到香港，在这个夹在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城市开始了意外的旅程。当他站在舞台上，接受奖项，他更像个谨慎的老派中国君子，发言简短、谦逊。
但高潮一刻，却是李光耀的出场。他个子不高，身板挺直，有一种旁若无人的自足，浑身散发着一种智力与经验上的优越感。不由得让人想起基辛格对于彭定康得劝慰之词：“起码，他没有当你是蠢蛋”。但他坐下后，身形阔大的《福布斯》的出版人开始提问，态度恭敬，如一个虔诚学生。多年来，李光耀的确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正是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是治理一个城邦的最佳人选。他不仅将一个毫无希望的热带小国带入经济最发达国家之列，而且他的洞见也远超这狭小的640平方公里、延续的岁月则更是绵长，从美国总统到日本首相，都乐于倾听他对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的建议。尽管对他的批评声从来不断，对于一些人来说，他那套“亚洲价值观”听起来不过像是权力垄断者的混乱自辩之词。他创造的那个繁荣的新加坡，也是个无聊、沉闷的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与个人自主性被极大地压抑。
其中荷兰作家Ian Buruma的评价最为传神。他称这位剑桥的优等生、又爱谈儒家理念的新加坡建国之父将英国殖民者的威权统治与中国传统的专制精神，结合到一起。而新加坡不过像是一个主题公园，异议的声音被严密、有效的清除，人们在繁荣与富足中过着不健全的生活，所有的问题都被简化成技术性的问题。
“你们13亿人的国家，为何总是向我们这个3百万人的国家求教？”我记得，他毫不留情地回应一个中国企业家。这个企业家具体问的是什么，我忘记了，大约是他对中国发展的建议吧。这是个陈词滥调也安全的问题。
自邓小平以降，李光耀都是中国各级领导人寻求建议的重要顾问。尽管他的一些言论经常令北京不悦，但总体而言，他的判断与立场值得信赖。他以现实的姿态迎接一个崛起的中国，并且北京有理由保持它既有的体制。
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尤其是1992年以后，新加坡模式被很多中国官员视为未来中国的榜样，13亿人的中国将成为一个超级新加坡，拥有经济繁荣、高效廉洁的公共服务，同时保持着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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