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我在新加坡一个俗称“梧槽尾”的地方出生。正式地址当时叫美芝律433号，“美芝律”三个字是英文Beach Road的闽南语拼音。顾名思义，Beach Road是沿着新加坡市区南部滨海的一条路，东侧是加冷河（Kallang River），西侧是新加坡河。这样的地理结构，早年聚集了很多与海上贸易、航运和造船有关的行业的从业人员在这里安家。
早年新加坡很多行业是由不同种族和籍贯的人所控制甚至垄断的，航运、造船基本上是福建金门移民的特长。我的祖上是金门后浦人氏，祖父1920年代南来新加坡之后，就定居到梧槽尾，在美芝律433号这一处双层店屋做起了筑造舯舡的手工业小生意。
但是，我对美芝律433号没有一丁点儿印象。我出生后不久，美芝律433号那一带就拆了。政府在旁边建了十多栋十多层楼高的公共住房，绝大多数是客厅、饭厅和卧室为一体的房型，俗称“一房半厅”；少数是一个客厅、一间卧室的“二房式”和一个客厅、两间卧室的“三房式”。这就是现在大家所熟悉的“组屋”。
我祖母、大伯、我父亲、三叔、小叔本来全住在美芝律433号，拆迁之后，全被打散，搬进旁边新盖的美芝路（这时开始使用规范汉语了，把方言音的“律”改为了“路”）大牌四号组屋（中国叫“四号楼”）。父亲和大伯一家各分到12楼的一间组屋，三叔一家分到6楼的一间组屋，小叔未婚，与祖母一起分到3楼的一间组屋。没错，是一间，不是一套。这就是前文说的“一房半厅”，大概也就是20多平米。我大伯一家六口，我父亲一家五口，当时都不嫌狭小，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道怎么住，大伯一家还一直住到三个堂姐都嫁人了才一一搬走。
组屋制度是李光耀领导下的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创举。1959年, 由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参选地方政府时，他提出要改善人民的居住环境、提倡教育、改建乡村道路。1960年，人民行动党地方政府从殖民地政府建立的新加坡改良信托局手中接棒，建立了建屋发展局，大规模推动公共住屋计划。
祖籍金门的林金山在1960年被委任为建屋发展局首任主席。1961年5月25日，河水山居民区发生大火，造成了2600户人无家可归，16000人流离失所，灾民被分配到邻近的河水山联络所、金声小学。李光耀承诺尽快给灾民盖好房子。1961年底，也就是河水山大火七个半月后，灾区重建计划完成。九个月后，1962年2月，1900户灾民入住河水山组屋区。
组屋最初只承担单一的政治任务——为新加坡的大多数人提供住房。到了后来，组屋也承担了社会治理的其他功能。在英殖民地时代，政府把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划区居住，甚至华人本身也按籍贯和方言聚居。这样的行政决策有利于分化管理，但不利于种族交流与和谐。组屋制度打破了这个旧例。组屋的选购必须满足一定的种族比例，避免形成种族聚居区。我老父亲住在后港区的组屋，他邻居的屋子搬走了一家马来人，组屋转手后搬进来的还是一家马来人，为的就是维持那个邻里的种族比例。
我的童年就在大牌四号度过。准备上小学时，母亲毅然给我报了华校。当时新加坡分两大类学校，一类是传统英文学校，英文是以第一语文程度教学，母语以第二语文程度教学，数学、科学用英文教授，平时在学校的课外活动、校长在周会上的讲话等等都是用英语。另一类是传统华校，跟英校刚好是反的，除了英文，其他全用华文教学、沟通。母亲认为上英校会变成“红毛番”——“红毛”指洋人，“番”指未开化，简单的说，就是认为上了英校会失去华人传统和价值观，会变成像洋人一样。
其实，在我上小学的年代，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已经开始慢慢变化。在传统的华校和英校之外，萌生了另一类华校。这类华校仍然用华语甚至有时用方言（因为当时很多家长不懂华语）沟通，华文是第一语文水平，英文是第二语文水平，但是，科学和数学已经改用英文教授。我运气很好，上的就是这样的小学。尽管英文不如传统英校生好，但是比传统华校生强，给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奠下不错的基础。
我当时还小，并不知道70年代是新加坡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时期。1975年底，时任总理的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教育失败，委任副总理吴庆瑞负责找出教育问题的症结和解决方案。1979年2月，吴庆瑞发表了《吴庆瑞报告书》，提出因材施教的观点，对给学生进行分流，学习强的和学习慢的分开学习。《吴庆瑞报告书》也认为，原本的英文、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源流学校并存的双语教育造成了学生的学习负担，无法完成学业，导致部分学生中途退学而造成人力资源的大量损耗。
于是，《吴庆瑞报告书》提出了以英文为主，母语为辅，调整双语教育比重的政策。经此定调，英文成为所有学生的第一语文。华校的收生逐年减少，最后一所华校在1986年底被关闭。除了少数特选课程的学生之外，绝大部分学生都不再以第一语文的水平选读华文，大多数华人子弟华文华语水平严重下降。与此同时，新加坡加大提高学生英文水平的力度。1980年代，只有40%左右的学生中学会考时英文及格。到了2009年，这个比例提高到了87% 。
我是分流和双语教育制度下的受惠者。由于小学会考成绩优异，得以在升中学进入特选课程，华文、英文两个语文都以第一语文水准学习。升上中学之后，英文骤然进入第一语文水平学习，自然非常吃力。我记得初中英文课，老师布置的假期阅读书籍，我从来没能够克服第一页，从来也没有写过老师要求的读书报告，士气十分低落，也影响了学习信心和兴趣。我算是幸运的，因为我在初中阶段就受此煎熬和考验，抗压和反应能力还勉强可以。许多人是到了高中甚至大学阶段才从华文源流转为英文，根本无法适应，一撅不振。还有许多是完成学业，到了社会上工作之后，英文能力无法满足职场要求，郁郁不得志。从这个角度看，这些人不会太喜欢李光耀。
无论如何，英文教育的普及使得新加坡从80年代开始得以连接欧美先进经济，吸引欧美日资本和技术，实现从家庭作坊工业到现代工业，然后从工业经济再变革为知识型经济以至今日创新型经济的一次次突破，经济腾飞，新加坡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从第三世界跃然而为第一世界。
资料图：母亲在J—J塑料厂的工资证明，从四位数邮编考证，这个证明发于1995年之前经济腾飞的果实是全民共享的。当然，有些人享受到的果实比较大，有些人的比较小。未受过教育的劳工阶级在这一轮轮的经济转型中当然不会享受最甜美的果实。我父母就属于这一类人。他们没受过教育，只能做技术含量最低的工作。
资料图：1989年的组屋还款记录簿幸好我父母工作勤奋，而且社会环境相对公平公正，没有恶霸的欺凌，没有贪官污吏的索贿，所以生活逐渐小康起来。当时收入不高，我母亲在塑料厂当女工，每月收入只有735新元。但是当时物价也不高，我父母1987年在后港新镇买的一套四房式组屋，面积约100平米，房价4.2万新元左右，每月还款150新元，也就我母亲工资的五分之一，还起款来还是比较轻松的。
进入了21世纪，我和弟妹长大成人，出来社会上工作。这时李光耀和他的内阁团队已经带领新加坡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我父母还可以不时出国旅游。这在80年代简直不可思议。
对我父母这些本来就住在市区的市民来说，城市化是好事，他们可以从狭小的战前店屋搬进亮堂的组屋。但是，对一些人来说，城市化是噩梦。我有个高中同学，她家本来是在东北郊外养鸡的，地方相当大，我们班上同学到过她家办烧烤会。后来由于城市化拆迁，把她家的养鸡场一带拆了，建成新镇，给她家配了后港一处五房式高层组屋。她父母住得很不习惯，一直有怨言。我还有个朋友，因为要建高架桥把他家的房屋拆了。七八十年代拆迁补偿都不高，当时有“劫富济贫”一说，很多被拆迁户恨死政府，恨死李光耀。但是因为城市化受益的人比被拆迁户多得多，所以李光耀政府在选战中屡屡得胜。
当然，李光耀时代的社会氛围与现在很不一样。当时确实常有长辈告诫“不要乱说话，不要骂政府”。即便李光耀卸下总理职务二十年之后的2010年，我在北京常住，我堂姐与她同学来北京上课，住在我处。一天晚上，我们在聊新加坡政治，我说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意见。我堂姐借故走开，然后暗中给我发短信，说我同学是党员，你在她面前说话要小心。我心里暗笑，我从来没跟堂姐说，我也是党员，而且我刚才说的这些话我早已经跟部长说过。
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李光耀到北京，大概是2009还是2010年，安排会见在京的新加坡人。我当时参加了会见。有两件事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当时精神不错，步伐相当快，饭量也不错，在会见的那一个小时内，吃了两碟烤鱼片。另一件事就是他在会见的人群中挑着人聊天，喜欢问两句话，一句是到中国多久了？小时候念的是华校还是英校？中文水平怎样？中文是到了中国才比较熟练的吗？跟中国人沟通有问题吗？第二句是：将来打算回新加坡吗？回新加坡有什么打算？有孩子吗？打算要孩子吗？要几个？我想，这两类问题或许是他晚年思考得最多的两个方面——语言和人口。
2010年底我结束了在中国的九年工作，回到了新加坡，到了李光耀倡议成立的“通商中国”担任总经理。他2007年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共同为“通商中国”揭幕。这个机构成立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以华文华语为交流媒介的平台，造就一批双语双文化的中流砥柱，保留新加坡多元文化传统，搭建联系中国与世界各地文化和经济的桥梁。晚年的李光耀尤其重视中国。他说，“要成功地与中国通商，新加坡人需要三个条件，一、能说流利的华语；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认识； 三、对中国当前从农业经济过渡到工业经济，不断改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以及生活方式有所了解。”当然，李光耀重视中国和华文华语，是从新加坡的角度和利益为出发点的。这种务实的态度也是他所创立的人民行动党——新加坡建国至今的执政党——所继承的态度。
李光耀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市镇崛起为第一世界城市的时代，一个新加坡人塑造共同价值观和国民身份认同的时代，一个新加坡人从贫穷走向富裕的时代，一个新加坡政府从权威政府转化为协商政府的时代。我这一代的新加坡人，是在李光耀的照耀下成长的。无论你爱他恨他，你身上总有他留下的深深的印记。
（注：作者为隆道研究院总裁，2002-2010年常驻中国，曾担任新加坡驻上海商务领事、中国新加坡商会执行总监、外企总经理等职务。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 mojing.huo@f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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