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亚信”的重视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而习近平“亚洲的事情要靠亚洲人办”的表述，则让外界觉得中国有意推行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可是，当下以超乎“08奥运”标准的环保措施举办APEC会议并力推“亚太自贸区”（FTAAP），似乎又表明中国没有“盘活”门罗主义的意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些多边国际机制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这要从中国所处的环境、地位说起。
二战后美国凭借自己的超强实力，建立起一套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机制，以此影响盟国乃至全球。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进入新世纪，中国崛起的速度加快，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日益上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种影响更加明显。但是，中国领导层不会不知道，中国的综合实力与美国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而且，这种状况将持续相当长时期。总体而言，中国还只是一个“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能施加外交影响的主要是在周边地区，虽然其范围在扩大。这种背景决定了不同领域的中国外交取向：自己擅长的双边外交不能放弃，以前较少使用的多边外交要大力强化。于是，在构建多边新机制的同时，挖掘现有机制的潜能就摆上了议事日程，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更成为中国利用多边机制的一大动力，亚信与亚太自贸区就是两个显例。
政治上，中国过去三十年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路线，属于不结盟外交的范畴，因此，冷战后中国侧重双边性质的“伙伴关系”外交，涉及的对象国有58个，其中大部分是“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可以再分为不同层次，如针对巴基斯坦的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俄罗斯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美国是“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日本是“战略互惠关系”，与印度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欧盟、英国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东盟、塔吉克斯坦是“战略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特点是平等、不结盟、不针对不损害第三国，但伙伴之间关系的牢固程度要弱于同盟关系。而同时期在多边（政治）外交上，柬埔寨案例让中国熟悉情况并建立信心，推动中国走向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机制。这方面最近的案例是2009年成型的金砖国家机制，中国无疑是其中最有力的推手。
军事上，同样基于于不结盟外交原则，中国1960年代后没有与任何国家组成军事同盟。近年来一些学者主张中国应该放弃不结盟原则，与一些国家组成联盟（如苏联、韩国、巴基斯坦、柬埔寨），但并没有被官方接受。目前正式的盟国只有朝鲜一个，但对这个同盟的实际效用有争议。在没有同盟国、没有海外军事基地的情况下，中国海军远距离投送能力虽有明显提升，但远距离大规模作战能力尚待验证。
安全上，中国在1990年代提出了新安全观，并在2009年明确表述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八字，主张既要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基于新安全观，中国逐步涉入多边安全框架，如1994年开始参加东盟地区论坛，2003年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3-2007年期间主持了六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2001年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则是中国参与创建地区安全机构的一次成功尝试，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成员国经济政治安全经济教育等多方面合作的平台，影响力不断提升。如果说，上海合作组织主要关注的是中国新疆、中亚等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安全问题，“亚信”则关注整个亚洲的安全问题，成员还包括埃及等非亚洲国家，观察员国更包括美国、乌克兰等非亚洲国家。中国在2014年5月主办第四次峰会时，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强调安全的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等内涵，针对许多成员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指出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这似乎可以理解为，随着综合实力的提高，中国试图在寻找新的机制来维护与促进亚洲的安全。鉴于安全问题的敏感性、新建立这方面机制的复杂性，中国选择亚信这个框架，无疑大大提升了亚信在亚洲地区安全中的角色与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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