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前追溯数代，我们几乎都是穷人的后代。我的爸爸是个农村娃，拼命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不再当个农民。我的奶奶一辈子没有上过学。穷人的现在，就是我们的过去。这是我们应该去关心穷人的道义所在。但是，怎样才能让哪些在贫困线之下挣扎的穷苦大众改变命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经济增长不可能给我们带来人生的幸福和心灵的安宁。经济增长不可能保证我们有一个清洁的环境。经济增长不会自发地纠正收入不平等。但是，经济增长确实可以立竿见影地减少贫困。从各个国家的经验来看，最强劲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最快速的贫困削减。相反，一旦经济陷入衰退，首先遭殃的是穷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的很多工薪阶层，一夜之间又掉到了贫困线之下。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很多原来的中产阶级被甩进了贫穷的深渊。当人均GDP增加之后，饥饿、死亡率、贫困率都会下降，而在较低的人均GDP水平，不仅贫困人数庞大，而且意味着较高的婴儿死亡率、孩子们忍饥挨饿且没有上学的机会、妇女受到歧视和压迫。
怎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大哉斯问。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说的，经济增长这个问题是如此令人着迷，经济学家一开始想就没工夫再去想其它问题了。遗憾的是，一代代经济学家上下求索，却仍然没有找到实现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艰难的探索，留下的是一串失败的教训。这些失败并非完全没有价值，正是这些失败的教训，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解。
最初，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投资缺口。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多马模型的基础上的。多马模型号称是关于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理论模型，但这一模型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多马假设生产能力和资本存量保持固定的比例。之所以这样假设，是因为多马在1946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仍然有很多人失业，多马认为这将是一个常态，工人将追逐机器，所以只要集中考虑资本存量就行。如果我们假设产出和资本存量保持固定的比例关系，那么，产出的变化和资本存量的变化也会保持固定的比例。进一步，我们会推出来，GDP的增长率和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率）将保持固定比例。如果我们心目中有一个合意的GDP增长率目标，就能求出与之对应的合意的投资率。投资来自于储蓄，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不够高，这就存在“投资缺口”。
为什么发达国家会想到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借助外资弥补“投资缺口”呢？这是由于冷战的背景。有一位经济史学家罗斯托认为，苏联等计划体制国家能够通过“强制储蓄”，更快地提高其投资率，实现快速经济增长，这是计划体制的“特定优势”。如果西方不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就会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他的这一观点引起了一位野心勃勃的参议员的注意，他叫约翰·肯尼迪。肯尼迪成功地敦促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
大规模对外援助的结果如何呢？几乎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依靠对外援助实现了经济增长。影响投资决策的是投资的回报率。如果投资的回报率高，人们自然会乐于投资，但对外援助无法提高投资的回报率，所以当这些受援国拿到更多的钱之后，它们只是把这些钱轻易地挥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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