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今日中国的诸多成就与种种问题,无不与邓小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的执政历史紧密关联。为此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和《炎黄春秋》杂志在9月底举办了《邓小平与今日中国》研讨会,本文系中国现代史学者吴伟先生在会上的发言,经天则所和作者本人复核并授权刊发,以飨读者。会议相关发言还将在FT中网专题中陆续刊发。

邓小平与未完成的中国社会转型

研究邓小平在当代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应该把他放在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历史过程当中去看,做一点具体分析。

可能多数自由派的学者都会认同,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大体上可以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这三个概念来概括。这个三位一体目标的建立,应该是中国社会转型完成的基本标志。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近40年来这三个方面发展和深化过程,来分别研究邓小平在中国整个社会转型当中的历史地位。

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几十年来朝野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在这一共识形成的过程中,邓小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错,80年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系列突破,大都是由民间开始出现,推动官方从开始的限制逐步到放开和认可的,如农村的包产到户的发展、农村社队企业和城市中个体民营经济的兴起、沿海地区的逐渐开放、各种要素市场的形成等等,但不可否认,邓小平作为当时执政党主要领导人的支持和推动,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有人据此评价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是“总许可师”,这样说确实也不能算错。

从1977年邓小平复出,特别是1978年开始逐渐成为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后,他就开始坚定推动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支持改革中出现的新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1980年到1987年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在那段时间向中央和邓小平提出了许多经济改革方面的建议和主张。据我所知,邓小平对赵的建议从来都是支持的,并且总是说,抓紧干,大胆地试,错了也不要紧,改过来就是了。

特别是在1983、1984年那场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还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争论中,邓小平、胡耀邦都坚定地支持了赵紫阳,最后把“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写入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对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说“感觉是写出了一份政治经济学初稿”。这个决定实际上奠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当时叫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这个“商品经济”模式和后来的十四大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 1988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时任国务院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向赵紫阳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问赵紫阳同志,咱们一直说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赵紫阳回答说,就是一回事,只不过是有人不太能接受市场经济这个说法,现在只好绕个弯子提商品经济。

邓小平从他复出,逐渐掌握了中央高层的政治主导权以后,做了大量的工作,确实是推动了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八九以后,经济改革被搁置,是邓在“九二”南巡中,再次大声疾呼“不改革死路一条”,将中国再次引向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