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本文为作者《非典型创业日志》（三）。
11月6日
“他是个复杂的人，生活在一个纠缠的时代，同时处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世界。”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死后，他的一位情人评价说。他有很多情人，倘若按照他的传记作者Artur Domoslawski的描述，这些关系都三个月模式。在这期间，卡普钦斯基浪漫、热情、带着迷人的神秘气息，接着他就消失。他也必须消失，他要回到他正在写的书，要回到他的报道的现场——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伊朗、也可能是智利、墨西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时波兰唯一的驻外记者。
除去这即兴的情感，他还有位忠诚的、稳固的妻子，她照料他生活的一切。当他在华沙外的公路上轮胎爆时，他的电话会打给她，而不是道路管理中心。在变化性与稳固性之间，他都想保持平衡。
我从书架上抽出这本《雷沙德·卡普钦斯基：一生》。似乎是2011年的深秋，我在城市之光书店买了它。在封面上，卡普钦斯基正在抽烟、表情严肃、眼光锐利，象是老电影中的间谍——性感、神秘。
我把这本书摆在书架上，每当心情烦闷，就翻上几页。一般是躺在四楼办公室的黑皮沙发上，我感到被日常活动所消耗，害怕在其中丢失自己，或是变得狭隘。害怕精神的封闭性，对新世界，哪怕是浮光掠影的，充满高度热情。只有在陌生的环境中，我才感人生没有虚度。但我也害怕那种无所附着之感，无限的自由反而变成新的桎梏。先是在剑桥、然后是Berkeley，我一再地确认，我成不了那种四海为家的作家，仅仅把归属感建立于文字与思想中。我需要那种紧密的小团体，它提供家庭式的亲密感、行动时的力量感，当这一切具备时，我才能享受这疏离、旁观。
我觉得自己理解卡普钦斯基，或许也想模仿他，他的写作、他的生活，他在不同时代与世界中的穿梭。
我很晚才听说到卡普钦斯基，或许是在2007年他逝世后的一则《经济学人》书评中，称赞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记者之一，能把新闻作品带入文学高度，甚至为此获得六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波兰人的身份与文学特征都让我产生好奇。我习惯了伟大的记者来自于英语世界，他们因语言的普世性而获得影响力，一个波兰人如何获得这样的影响？我也对于记者被低估的创造力耿耿于怀，人们总把赞誉给予小说、戏剧、诗歌，而习惯性地忽略报道、散文、评论。我买过他主要作品的英译版，《皇帝》、《足球战争》、《Shah of Shahs》、《帝国》、《与希罗多德去旅行》等。我没有耐心去阅读，却明显被他的广阔性、传奇色彩、还有那致命的孤独所吸引。从1956年第一次前往印度以来，他游遍一百多个国家，尤为重要的拉美、非洲、中东等地，一场民族独立浪潮正在兴起，冷战的阴影浓烈，他夸耀自己身经了27次革命和政变，40多次被关押，4次从死刑宣判中逃生……在这充满变化与暴力的陌生世界，他常常是孤身一人，也常常陷于饥饿与恐惧，还有那种致命的孤独。这孤独不仅是身体与精神上，还是一种身份上的——一个波兰人该怎样地理解这动荡的世界。他属于社会主义苏联阵营，他的国家是极权体制，比苏联多些自由。他对于权力的腐化高度敏感，但又是个社会主义理想的信仰者。这些异域戏剧——很多是关于独裁与专制的残酷与倒台——都象是对他的祖国困境的映射。对于波兰读者来说，这些报道既充满异域风情，帮助他们逃离现实的烦闷，又是对他们生活的映射，波兰也正处于一个权力高度垄断与腐化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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