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正在“卷土重来”？看起来可能就是如此。老式的国家间冲突正搅动着中国海(China Sea)和俄罗斯西部边境。政府间会议，比如刚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和20国集团(G20)悉尼峰会，都具备了一种少有的紧迫性。更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在从伊朗核计划到全球变暖等一系列问题上，老式的外交仍发挥着主导作用。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主流观点一直是，全球化导致非国家力量成为世界变革的主导因素。冷战的结束催生了一种近乎马克思主义式的预期：在资本与货物自由流动的巨大阴影下，在非国家力量（恐怖组织只是其中最明显的一支力量）的削弱下，国家将逐渐消亡。各个政治派别都曾产生这种预期。
在左翼阵营，市场全球化的批评者曾预期民众力量会崛起。非政府组织将取代应该已破败不堪的民族国家机构，并创立新的、更具活力的政治活动体制。科技将为老问题带来更有效的解决办法，绕开死气沉沉的国家机构。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右翼阵营则为全球金融的崛起、资本管制的解除和银行业的去监管叫好，其重要原因在于，这几个因素都弱化了民族国家政府对市场的管制能力。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巨大的新兴力量渐渐集中到那些能利用全球税制和工资水平差异牟利的企业手中。
但是，这些预期低估了国家及国家机构的巨大耐久力（其实就是其合法性），以及从无到有创建新机构的极端困难性。非政府组织唱的仍然是配角：国际组织是民族国家为在可能领域采取一致行动而设立的抱团及联合平台。就此而言，它们本质上属于派生物，反映的是其最强大成员的意愿。有人认为它们能摆脱民族国家政府的控制，这种想法就是白日做梦。
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的迷恋，导致的结果也没好到哪去。全球化时代一直伴随着动荡；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墨西哥、东亚和俄罗斯，危机带来的损失对那些关心这一切的人来说显而易见的。但自由市场经济体的民众观念开始发生转变是在10年之后，那一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垮台及其余波导致欧美人丧失了对资本主义的信心。
自那以来，国家已在多个方面“卷土重来”。毕竟，是纳税人拯救了银行业。正是多国的央行和财政部携起手来，才引领世界脱离了危机。自2010年以来，与复苏相伴而来的是不平等的加剧，这可能已令选民对银行乃至对许多跨国企业享有的轻税负产生更大的愤慨。民众情绪的变化对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构成了威胁，并引发了把制定国际统一公司税摆在政治议程更靠前位置的呼声。同时，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炫耀武力的行为表明，在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时，国家一直是不可或缺的。
在现实中，国家由始至终没有离开过我们。几十年来，国家的财政印迹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比如，如今的美国政府收入与经济产出之比，与1960年基本相同。同期，英国的公共支出一直在相当窄的范围内波动。过去二三十年发生的事，更多的是一种官方优先事项的重校，而不是国家力量的日渐衰落。对内，国家不再做战略规划，变身成为监管体制的仲裁者。对外，国家大幅调整了防务预算，把资源从人转到机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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