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的胜负有许多偶然的因素，包含当下选区以外因素及国际的变量。改制直辖市之后的台北，从1994年至今，共历经六次市长选举。每次参选阵营的不同，20年来人口的年龄结构也有巨大的改变，但如果把这六次投票以不同深浅的蓝绿支持度来判读分析，却会发现空间单元之间相对的政治属性还是出奇的稳定，绿山蓝水是基本盘势，每次选举只是重新设定海拔线的涨落。
选举是多数决，但落在台北这样长期蓝绿对抗的政治地景中，谁能胜出基本上是由中间的30%选民来决定。也就是说，越心灵越自由，投票越摇摆的选民比光谱的两边坚定支持者拥有更多的决定权，倾向已定的族群只能用缺席表达对自己阵营候选人的抗议。选举是诸多复杂的因素交互作用，选民最后会如何决定，改用一句柯文哲辩论的台词来说：“当(投票)门帘拉上时，我做什么只有上帝知道。”
台北选举中的现代性高墙
柯文哲竞选主轴是“选择”，他多次说这个选择要让大家走出历史的纠结，这场选举就是要推倒一堵心中的高墙。他说“这堵墙隔在他和父亲之间，让各自摸索历史”，他还说“这堵墙…折磨着我们的亲情，爱情与友情”。柯的撰稿人把墙的意象说得很真切感人，但墙的定义却一再游移滑动，且与事实出入不小。
如果说这堵墙是蓝绿不同的历史认识，事实上墨绿的柯文哲与柯爸爸的历史观及台湾意识十分贴近，父子俩都在墙的同一边。如果柯文哲所说的墙，是折磨着台湾的蓝绿对抗。那这堵墙并不会因为柯的胜选而消弥。因为压力的根源不在台湾，而在对岸与国际架构。台湾蓝绿的民意对立，某个意义来说，是台湾在中美之间保持现状的必要构造，正如同危邦以色列的高额军事开支一样难以避免。
台北特殊人口结构与两岸连带，对绿营来说是困难的仰攻，对蓝营而言则是轻松地坐守。两军相持的地带间，有座无形的高墙，以强势国语，文化资本及社经优势压制着绿营。即使从蒋经国开始推动了三十多年的本土化，台北这堵墙仍然是绿营参选人的天花板。
但柯文哲的确推倒了这堵墙。
他结合了网络的力量，重新定义这场选战。他用一个更包容的共同体(即使是想象的)来拆解对手的族群激化。他在国民党现代性论述的主场城市——台北，以悬殊的差距击败蓝营的单一对手。因为台北选战的激化，导致绿营在全台大胜，不只六都得五，连地方议员的得票都首次超过蓝军。评者说这是国民党自1949以来最大的挫败。台北2014年选举，让台湾政治跨过了一个历史性门坎，推动了政治板块不可逆的挪移。即便往后台北市长还会在蓝绿间反复，但这场选战本身就是一个里程碑。
选举产业链与蓝营落败根源
大约在80年代末期，台湾的选举逐渐演化出一个产业链。基本上是以美国为师，但随着不同专业投入，结合台湾的经验，也生产出许多在地的知识与选举技法。
1994年之后的直辖市长选举，电视辩论让候选人的扮相口条变得十分重要，而选前催票的精美电视广告更是决胜的关键。只是选民一般不会察觉，这些广告背后是天价的托播费用，国民党的党产结合广告术，让马金(马英九+金溥聪)在电子媒体的时代中无往不利。而绿营的战术也在平行进化，民进党人在总结1997年地方选举的大胜，用了一个传神的比喻。一位资深的党工说“胜选无他，就是科学(精准的民调)+民主(开放公平的党内竞争)”，彷佛是五四精神对民进党的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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