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落马的山西二名女官员，因被当局戴上“通奸”的帽子而备受瞩目。自2014年夏天起用的这项罪名，总算实现了“男女平等”。
“通奸”是曾经的法律用语，该罪是对冲破婚姻和道德约束者的严厉审判。将因情而生的两性关系贬称为“奸”，足以显示立法者强烈的道德立场。奸者，不伦之性关系也。在文学家笔下，不道德的行为背后，人性的迸发与挣扎，才是重点。由恋爱、婚姻一路下去的故事，不免令人乏味，“背叛”才是吸引人的主题。诸多规行矩步的人，也乐于观赏别人斑斓多姿的情感风景。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通奸”是一件大罪，足以令当事人身陷囹圄，身败名裂。1997年新《刑法》废除此罪，代之以“重婚罪”。赞之者称这是尊重性自由，不以法律越俎代庖道德之事；毁之者则言，就此将打开潘多拉之盒，性魔鬼将肆虐神州。十七年来的社会演变，似乎印证了反对者的预言：中国正处于空前的性混乱，忠贞是忠贞者的墓志铭，放荡是放荡者的通行证。在解除对配偶的忠贞束缚之后，人们进入了“我的身体我做主”的自由状态。
但废除通奸罪并非肇因，人性沦丧、道德大崩溃才是性混乱的根源。道德是法律的基础，一个无道德社会，法律注定形同虚设，无论其法律条文何等繁杂严苛，都难以发生实际效用。
按照法律解释，通奸是指已婚人士与配偶以外异性发生性行为，其要点是：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无欺诈、胁迫之因素。在一个人性正常的社会里，取消通奸罪确实是一大进步，它保护了公民的性自由权利——法律从道德领域退出，让舆论及道德约束维持两性关系的稳定。
在中国，官员与异性的通奸，却属于一种特别的情形。貌似你情我愿，情至性起而同床共枕，实则是权力与色相互为诱因的合谋，双方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在做，其中的交易动机可谓心照不宣。看似两人的私密行为，其实是权力与性赤裸裸的勾兑。
本应自愿产生的自然而然的两性关系，变成了直接的利益博弈游戏。在诸多情形下，官员是唯一的赢家，因为他付出的仅仅是权力成本而已，那是由沉默的纳税人支付的。
官员对性的追逐和获取，几乎毫不费力。他们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不需要展示个人魅力。美或丑、有无气质，这些不可或缺的性吸引元素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们浑身散发着迷人的光彩——不受限制的权力，会让人产生绝对的自信与魔力。他们几乎是手到擒来，对权势者性邀请的拒绝，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毋庸置疑，委身雄性官员的那些女人，当然是这个腐烂社会的寄生虫，放荡就能获得他人劳作一生也难以得到的财富和享受。就欲望的满足而言，雄性官员与女通奸者都是大赢家，他们是权力所有制社会财富分配模式的最大受惠者。
官方高调使用“通奸”一词，以为给予了官员严厉的处分——甚于对老百姓的性道德要求，实属高举轻打，既淡化了性腐败的危害——剔除了权力的主导诱因，又免除了官员的道德负担，甚至还会让人们对通奸者产生“性情中人”的误判。该罪名让人们误以为“通奸”双方是“两情相悦”，这无疑给权力与性的交换涂上了一层浪漫的光泽。如此一来，一桩桩无耻的权力交易，摇身一变而为普通的性爱绯闻。毫无疑问，官员是此种污名化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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