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曾经说,当一个社会进入持续稳定的时期之后,就会逐渐出现“制度僵化症”,原来灵活高效的制度,逐渐变得扭曲迟钝。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这样的假说太过空洞,太过宿命论,听起来就像九斤老太的絮叨抱怨一样不中听。尼尔·弗格森(Niall Freguson)是个历史学家,在他耳里,奥尔森说的才是真理。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这本书思想深邃、文笔优美,时时流露出一个思想者对历史的沉思。斯密谈到,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出了问题,就有可能陷入“静止状态”(the stationary state)。斯密当时说的是中国,他惋惜地谈到,中国曾经是一个伟大而朝气蓬勃的文明,但由于官僚主义,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弗格森认同斯密的观点,但他看到的是风水轮流转,如今,有可能陷入长期停滞的不再是中国,而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弗格森谈到,西方世界正面临着“大退化”(the Great Degeneration)。西方世界的四个支柱,即民主、资本主义、法律和公民社会,都显出了破败之相。

首先,民主制度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在弗格森看来,民主的本质并非单纯是投票选举,而是在民众和政府之间签订的“社会契约”,这一契约约束了政府的行为,释放了市场的活力。这一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并不像经济学家们想象的那样,顺理就能成章。就算是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治仍然出奇地腐败,法律体系混乱而黑暗。曾经做过法律文员的狄更斯对他那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有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是,民主制度还有一个易于被人们忽视的地方,那就是在不同世代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契约”,只有当这样一种相对公平的“社会契约”建立起来之后,才能保证稳定的长期经济增长。

这就是英国哲学家伯克(Edmund Burke)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一书中强调的不同世代之间的合作。伯克写到:“社会是一个契约,一种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不仅存在于那些在世者之间,也存在于那些已经逝世、正在世间和即将问世的不同世代之间。”遗憾的是,这种世代之间的“社会契约”已经遭到破坏。如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经债台高筑,这种债务危机的实质是在世的人群透支了后代的利益。据估计,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现值和其未来收入的现值之间的差距高达200万亿美元,要想尽快还清这笔债务,需要美国政府将所有的联邦税收提高64%,或是将所有的联邦支出减少40%。考虑到未来的选民还没有出生,即使已经出生,年轻人在投票的时候也没有老年人积极,指望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采取更严格的平衡预算制度解决债务问题,几乎是不可能想象的。最终,债台高筑的发达国家要么欠债不还,要么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或是两者同时发生。它们都将变成阿根廷。

其次,资本主义已经步入歧途。有些经济学家,比如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认为,里根时代对金融业的放松监管,种下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祸根。弗格森是英国人,所以他看到的是不同的历史教训。二战之后,英国的银行监管不断强化,不仅对银行的各项业务严加限制,还要求银行保持28%的流动比率,这意味着银行不得不持有大量低收益的政府债券,但这一时期不仅没有看到经济快速增长,恰恰相反,这是19世纪20年代以来英国金融业最动荡的时候,爆发了一次严重的银行危机、一次股灾、一次楼市崩盘,而且通货膨胀率高达1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