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中）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左）
随着欧洲艰难地维系自身团结，同时其境内民族主义政党纷纷鼓吹旧式民族国家的优点，我们发觉自己回到了一个熟悉到可怕的处境。我们又一次进入了大国争夺影响力的世界。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再次成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抗衡力量，中国的崛起又打破了亚洲的权力平衡。伊朗政府与几个世界大国达成核协议后，该国很可能再度崛起，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力量却在慢慢衰退，这两个因素正在重塑中东格局。
这些是否表明——如那些末日论者所言——西方的衰落？的确，这是一个漫长时代的结束，欧美无法再认为它们主宰着全世界。但这种势力格局的转变可能并非预示着西方的衰落，而是可能推动西方恢复思想活力，这是西方所亟需的，结束的可能不仅是西方几百年来的全球主导地位，或许还有与之相伴的怠惰心理。
当冷战以西方的胜利告终时，许多人视共产主义的失败为西方观念正确性的充分证明。他们认为历史已证明民主和市场经济相对一党专政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他们视美国为这些价值观的守护者，并鼓励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以华盛顿共识的形式在全球范围推广这些价值观。
其实事实证明，华盛顿共识所起的真正作用，是改变了人们对市场与民主关系的观念。它摧毁了伴随经济萧条和战争产生的旧有观念，即市场是重要的，但必须加以约束，以便让政府有能力在国内推行政策，培育民主制度。
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那代人来说，市场应服务于民主，它会促进民主，但若不加以约束，它也很容易就能对民主造成伤害。这一观念在世纪末的全球经济金融化中崩溃了。接着出现了什么样的普遍真理呢？有些人大发横财，但全球经济变得更加不稳定。20世纪90年代，金融飓风席卷了南美、东南亚和俄罗斯。然而只有当危机蔓延到美国和欧洲，西方社会才开始畏畏缩缩地对正统经济和政治观念提出质疑。
造成这种思维惰性的力量一直很强。美国在长期占据全球霸主地位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优势，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是界定思考世界的方式的能力，比如界定什么是正统的经济或政治知识。这是一件利弊共存的事。
冷战造成的问题之一是它固化了思维习惯。即使美国的大学蓬勃发展，真正了解外国文化和语言的人却遭到边缘化，仅仅被视为领域性专家。大受欢迎的是那些提出闪亮的新型社会及政治行为普适性模式的人，这些模式让政策制定者能够设想一些宏大的目标——比如，将民主传播到每一个地方，或者根除腐败。
由于错误的观念造成的后果更多影响海外，而非国内，因此错误的代价很低。结果是在思考世界的时候分析过于肤浅、思维十分僵化，把华盛顿共识当做全世界的典范。如果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再认为全世界都会认同他们对真理的界定，对每个人来说都更好。
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我们或许还未从中脱身的事实，动摇了已被广为接受的观念，对此我们不应感到沮丧。太长时间以来，西方一直都表现得像一个闭目塞听的先知，对自己的真理深信不疑，认为不需要再听取别的声音。
领会到思想的复杂性，比如全世界范围内关于市场运行机制，或政治合法性的无数种思想，只会是一件好事：这些想法往往是我们能够从中学习的经验和真知灼见。在200年左右的时间里，欧洲和美国相继在世界上取得了某种主导性地位，而这种地位正逐渐成为过去。但这种主导性地位的结束不应该引起恐惧，而应唤起我们的好奇心。一个思想的新世界即将降临，为了保持自身的思想活力，西方（如果这个已经过时的词语还有任何价值的话）应该拥抱这样的未来，而不是置之不理。
本文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著有《治理世界：一个理念的历史》(Governing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an Idea)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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