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担心行动的危险，我更担心不行动的危险。”对于中国央行四月十九日的降准，我的评价可以用温斯顿·丘吉尔这句话总结。
中国央行4月19日宣布, 自2015年4月20日起，下调各类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此前FT中文网《经济人》专栏中，我已多次呼吁中国央行不仅要降准，而且应该进一步结合降息。本次中国央行降准，不仅在于中国经济下行，也在于潜在的通缩风险。在中国经济的潜在通缩风险已经逐步临近的时刻，进一步宽松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是唯一的正确路径。
中国是否面临通缩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分歧在于消费物价指数（CPI）与生产物价指数（PPI）的背离。我约一年前就在《降准、微刺激，改革呢？》等专栏明确提出通缩风险，如今从截至中国一季度数据来看，证据已经更为明显，不仅PPI已经连续37个月为负，衡量整体经济价格状况的GDP价格平减指数也跌至-1.2%。
对应着全球通缩大潮，和中国十多年加入WTO时候引发的通缩一样，本次中国通缩再度面临争议，即中国被世界通缩还是向世界输出通缩？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使中国总理李克强近期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亦强调中国是“被通缩”，而海外的观点则相反，则解读为中国通缩风险波及世界。
一旦国内出现问题，则将根源引向国外，这是一种固有思维习惯，即使美国也难以例外，比如对于中国制造、人民币汇率的抵制等。我的观点在于中国与世界之间，通缩必然是一个双向影响关系，世界油价从去年以来下跌超过五成，一方面造成了中国价格指数下滑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需求的下降本来就是油价下跌的成因之一（即使不是不最重要的原因）。
回归历史，中国经济比较大的通缩大概有两次，一次是90年代末期，这一过程甚至延续到“入市”前后，一定程度上藉此引发中国输出通缩的国际讨论；另一次很短暂，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为什么民间对于降准会有那么多争议？我认为本质在于公众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反应截然不同，而且理解存在偏差。
无需太多经济学启蒙，多数人都痛恨通胀（我也不例外），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大多数由“印钞票”引发，典型如上世纪的金圆券到本世纪的津巴布韦。作为全球央行之首的美联储，在60、70年代的通胀狂潮之后，保持低通胀也成为超过维持就业的政策目标。
至于通缩，往往不是被视为无关痛痒就是好事一桩（这点上部分FT中文网的读者也是如此看待的）。不说各种中外货币银行学教材中关于通缩章节比起通胀来不成比例，即使饱受二十年通缩之苦的日本而言，2009年一次民意调查中，44%日本人表示通缩有利，两成略多的人表示通缩有害，其余则是中性态度。
公众往往从消费者角色思考问题，觉得物价下跌挺好，就像那个关于大萧条的段子“大萧条也没那么坏，如果大萧条期间你有工作的话。”
问题在于，对于生产者而言，通缩往往意味者更稀薄的利润、更沉重的债务、更稀缺的信贷资源——旧债务名义价值不变，在通缩情况之下相对于过去实际是增加。而生产者如果感到压力，那么对于其员工甚至整个社会而言，并不会有好结果，收入停滞以及失业甚至萧条往往也会接踵而至。持续通缩也意味着一个持续加速的“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即使再低的利率，人们都不愿意消费投资而是愿意加大储蓄，这就意味着市场以及经济将进一步衰退。这意味着在一定情况之下，人们都如同中国贪官，将手头现金纷纷窖藏起来，无论存在银行还是埋在床下，效果基本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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