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外交政策,最大的批评就是他太过天真。不过,随着奥巴马在总统任上渐趋成熟,他正在展示人们通常会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这个美国外交的极端现实者联系起来的品质。新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关心美国打交道的政权的内在特性。基辛格则脱离了这一传统。奥巴马越少向外国人鼓吹道德,他与美国例外主义就越疏远——他也就会创造越多机遇。对于一位边学边干的总统来说,这是个可喜的迹象。

首要例子是奥巴马在处理中东问题上的进步。2009年,奥巴马在开罗发表演讲,提出为西方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关系开启新篇章。他的巧妙措辞在该地区反响不错,但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如今,奥巴马的演讲少了,而办实事的愿望更大了。就此而言,最好的衡量标准就是他最近与伊朗达成的框架核协议。令奥巴马的批评者不爽的是,该协议专注于遏制伊朗的核野心,而对伊朗支持境外恐怖活动和国内高压政策的现实保持缄默。

该协议没有提及伊朗停止支持也门胡塞(Houthi)武装叛乱,或者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这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假如奥巴马坚持上述两者之一,就不会达成任何协议(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一段路要走)。在专注于达成协议的努力中,奥巴马抓住了外交的精髓——当敌对双方言和时,任何一方都不会达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目标。对于奥巴马最近与古巴独裁政权达成的交易,这种说法也基本上适用。虽然基辛格批评奥巴马的伊朗框架协议过于软弱,但该协议其实与基辛格的外交学派十分吻合。完美不应该是“足够好”的敌人。

但这与华盛顿的主流辩论格格不入。1972年,基辛格与毛泽东统治的中国握手言和,此举震惊了世界,更震惊了美国国内的“红色恐慌”鹰派人物。《上海公报》(Shanghai Communiqué)在道义上是可耻的。这份公报没有提及毛主席的劳改农场,也没有呼吁中国结束在第三世界的冒险行为。然而,这份公报通过让中国脱离苏联的轨道,戏剧性增进了美国的利益,为西方赢得冷战奠定了基础。如果基辛格的上司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被道义顾虑搞得束手束脚,这一切永远不会发生。

尽管奥巴马没有承认这一点,但他在中东问题上模仿着基辛格的做法。就在试图与令人讨厌的伊朗政权达成协议的同时,奥巴马加大了对同样可疑的逊尼派(Sunni)政权的支持。就在与伊朗签署协议的同一周,奥巴马恢复了对埃及军方的13亿美元年度军事援助,加大了美国对沙特阿拉伯打击也门胡塞叛军的支持力度,并对组建一支阿拉伯(其实是逊尼派)联合部队给予支持。下月,奥巴马将在总统休假地戴维营接待多位阿拉伯领导人。

这是对中东采取的经典的“势力均衡”战略。对于该地区势不两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Shia)双方,奥巴马同时给予了支持。与其试图改造中东、使其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这项战略寻求限制该地区输出“病症”的能力。2008年,奥巴马在竞选时呼吁恢复美国在全球的道德权威。然而,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在中东的失策正是发端于道德热情。布什的许多顾问相信,他们能把杰斐逊式的民主移植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地区。如果奥巴马继续发展自己的娴熟技巧,他有望宣称自己推动恢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理论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