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 东京 晴
讲话时，佐藤先生喜欢挥舞手臂。这似乎是那一整代人的特征，他们在六十年代进入东京大学，身经激烈的思想辩论与学潮。即使，他们日后投身学术、商业、艺术，但那股曾经行动过、热血贲张过的印迹，却不会消退。
况且，他还曾师从丸山真男。我猜，丸山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东京大学的作用，多少与殷海光在同期台大的作用颇有类似，他们都不仅是知识上的传播者，更是人格、思维方式上的导师。
在佐藤最初选取王韬、郑观应、何启、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为研究对象时，他们正因被归入“改良派”，而受到学界的普遍冷落。战后日本的学界，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史学观所左右。
他在日本学界难以找到系统与参照，但在美国学者中得到共鸣，尤其是哈佛大学的本杰明·施瓦茨。后者以严复的翻译为主题的《寻求富强》一书，给予了这些中国思想者崭新的解释——他们不是在简单地翻译、复制西方，反而通过独特的视角发现了西方人自己不了解的西方。
我对佐藤先生的某种特别的亲切感，或许正是从我们对施瓦茨的共同欣赏，施瓦茨的研究中流露出深刻地对中国的同情之理解。因为近代中国的屈辱命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也常被忽略，被认定不过是西方思想的模仿者。亲切感也来自我们也都曾是柏克莱大学的中国中心的访问学者，他是1980年的，我则是2013年。我羡慕他，前往柏克莱时，仍能见到施瓦茨、巍斐德式的人物。
在1996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文明》中，佐藤继续了他这种同情之理解。他不同意对近代中国的士大夫贴上“无能”的标签，反而写道，“他们越是尽其所能、倾其所学去摸索正确答案，就越是浪费时间、加深危机。如果他们不是那种有能力的人，倒可能及时注意到中国文明的积蓄及自身能力的限制，而试图从完全不同的方向寻求出路。”因为昔日的文明太成熟、太丰富，中国的转身变得过分苦难，不具备日本式的灵巧性。
分别时，佐藤先生说，东亚需要新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彼此了解，成为沟通的桥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关系看似最紧张的时刻，中国、日本、韩国的知识分子能分享汉文化圈最后的共同遗产，但如今这共同体早已消散，隔阂则与日俱增。
3月20日 小雨
今天醒来，想起昨天最遗憾之事，就是没请狭间先生吃火锅。倘若两杯清酒落腹，他该更为兴奋吧。
昨日下午，与S先生聊完天，在四楼那个图书室里很是逡巡一段，在大学对面的一家咖啡馆见面。
狭间先生是S先生的导师，也是那间让我流连的小图书室的创始人。这个图书室恐怕着收录日文与中文对于梁启超最全的资料。既有梁启超编辑的杂志、写作的著作、关于他的研究，更重要的，这里还有曾影响过梁启超的明治时代的各种日文著作、杂志，是它们让流亡的梁启超感到“脑质为之一变”。日本人大量译介、引用西方的著作，重构了日本的知识系统，这个系统又成了梁启超重构中国知识系统的资源库。
我在其中找到各种版本的《和文汉读法》，尽管它是影印的。“凡学日本文之法，其最浅而最要之第一着，当知其文法与中国相颠倒。实字必在上，虚字必在下”，梁启超在这本自编的日文字典中写道。这本充满瑕疵的字典，在20世纪初的留日学生与日语学习者中风靡一时，它帮助你望文生义，更快速（当然也是肤浅）地理解日文著作。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人们觉得中国的危机过于巨大，必须找到各种方面的速成法。这速度不仅是译介、一些时候也是直接的照搬。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