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城镇化的数据相比，我要探讨的问题在官方的字典上找不到。媒体报道的都是城市该给进城的群体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便利，而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比如上车排队、楼道里别挂蒜，鞋应该脱在自家房子里等等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显然上不了席面。
你或许会在餐馆，对一个阻挡农民工进店的店员表示不满，在公交车里为拿着整钞换不开的农民工塞上一块钱，但是，当他们成为你朝夕相处的邻居，事情会大不一样。
每一次的社会改革都有一种融合的痛感掺杂其中，城镇化过程也不例外。和房价成正比的是，进城正在成为趋势。村里的往镇上搬，镇上的要进县城。县里的打算去市里住，市里的还谋划着去二线甚至一线。
农村的姑娘们少而又少，若干年前的生儿子大潮导致现在女孩真的成了宝。城里没有房，男孩就没有竞争力，至于在城市买了房怎么生活，年轻人哪里管那么多。
进城的诱因是多元的：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医疗条件和生活环境，以及年轻父母们对城市资源的仰慕，城市扩建还把一部分城中村强行城市化。
城市出现了一种客观存在却又不成为研究主体的特点：好地段的城中村拆了再建，回迁的区域却令人不敢染指，房产买主们打听商品房是否有与回迁区的隔离。敏感的开发商很快发现这一特点，然后把回迁和商品区完全隔离开，不但大门各走一边，就连地下车库也互不相连。这种苦心积虑完全是市场决策的结果，而驱使市场决策的则是生活细节，以及万千个体的真实体验。
同事当年受口袋里的钞票限制，购买了一处回迁房。物超所值这事儿，事实证明是根本不存在的。
楼下总有无地可种的村民搬着小板凳集会式地乘凉，对外来串门的生脸孔无所不尽其极地盘问，这种保存自抗战时期的农村习惯，让生活隐私这种事变得很难。
个别不习惯闲下来的村民骑着小三轮到郊区外开荒，时不时在楼下晾晒点玉米花生，楼道里挂满了大蒜白菜，每个楼道都能找到压着大石头的咸菜缸，草皮铲了种点韭菜大葱，在他们的意识里，这还是村里的地，是自家区域。
当然，村民的质朴也是有目共睹的，需要搬上楼的送货箱，楼下阿姨的小儿子，抄起来就给送家去。
居住在三线沿海小城的高中同学刚刚经历了和邻居的战争，结果是这位刚安家不久的大学老师，不得不到处看房搬家解决问题。根源在于新邻居倾全家之力买房进城，搬来的第一天甚至按照农村的习惯，天没亮之前放了一个小时的鞭炮请来锣鼓队敲了一天，震撼了所有邻居。
接下来，住大瓦房的各种生活习惯和新房主一起搬进来。备课就总被各种声音打断，尤其是22点后，男主人像拖着半袋面一般踏上楼梯，开关门的动静可以唤醒整个单元，再和撒欢的孩子在屋里追捕撕名牌，这酸爽。
上门交涉的结果不太乐观。和邻居去谈公共环境、声音的传播原理、噪音等问题有点沟通不畅。数次交锋后落败。
打不过只能跑了。
上次说，大表哥在县城买房，春节前按照农村不空新房的习俗，全家高高兴兴去新家过年，我问他新房住的怎么样，他摇头叹气嫌邻居事多，“孩子在楼上跳绳找我们，拍小皮球也找，在村里住哪有这些事儿……”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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