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绝对是我采访生涯中与被访者距离最近、几乎不用赶路的一次。我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做访问教授，住半山上柏立基学院(Robert Black College)19室；朱晓玫到港大开钢琴独奏会，住51室。这几天，多在学院早餐时见到她，打招呼。她总是在餐桌上匆匆扒拉几口，又赶去练琴了。这位定居巴黎的华裔钢琴家，离开中国大陆35年后，第一次回祖国巡演。“一国两制”的香港，是她的首站。
约她星期一在柏立基学院早餐，是在小说家陈冠中、于奇夫妇为晓玫的接风晚宴上敲定的。晓玫与于奇是相知20多年的好友。那天午后，晓玫身着几乎成为她个人标记的一袭黑衫，缓缓上台，一个90度深鞠躬，转身、弯着腰，双手调整琴凳的高度，坐定，开始她每天必作的功课—— “哥德堡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一首30多年间她已在琴键上敲击过上万遍的巴赫名曲。
早晨7点45分，朱晓玫穿过学院的月洞门回廊，准时出现在餐厅。她身着褐色的休闲衫，显得疲累、缺睡的样子，步子有些沉重，走向餐桌。我问她休息得如何。她摇摇头说，没睡好。
这是间有些老派英式风格的学院餐室：赭红色木地板，长餐桌。天色还早，餐室里只有朱晓玫、我和前后落脚的她的法国助手米歇尔。窗外，林间有飞鸟唧唧鸣叫，掠过柏立基学院蓝色的琉璃瓦顶。晨晖中，孕育温润的光泽。
1949年生于上海，晓玫是红色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她65岁。在巴黎、伦敦、纽约、柏林，任何一个国际音乐都市，乐迷对晓玫的印象是她的低调、普通。除了琴键上的巴赫音符，她不露痕迹地生活。她梳着这年头早受冷落的的同花头，过耳的短发，前额是流海，留有三十多年前中国国门初开时的印记。
我和她都点了份中式早餐。她走去自助餐台，取了杯橙汁，坐下。我用大陆最通用且不会出错的称呼，叫她“朱老师”。
我说，如此漫长的等待。你对回中国演出，好像一直很犹豫。为什么？你担心大陆的听众不能欣赏你？
“是的。太担心了！我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理解了外国音乐。不过，最近很多中国的乐迷让我感动。他们不是专业音乐人，根本不知道朱晓玫是谁，但就喜欢我的CD，觉得我的东西不同，在网上到处找。”
前一天，港大独奏会上，最后是对话环节。主持对话的港大音乐系主任问她，为何要等30多年，才有这次故乡演出行？她答说，她已不再年轻，也不知道还能弹多久，不想再等。她说：“文革时，我们那代人没有书读，没有音乐，几乎十年中国没有学校。我想为我们这代人出口气，争口气。”说罢的那一瞬，听得出，她哽咽了。
我问她，你很怕回国吗？
“很怕！因为我从小出身不好，整天受批判，整天写检查，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场恶梦。那时，我12岁。有一次，我被关进一间小屋子，关了三天，让我自我检查。对一个孩子来说，这很残酷。”
晓玫低着头，慢慢喝粥。完全没有料及，我们的谈话会如此快速地滑入她最不堪回首的那段人生。我扯开话题：你在巴黎演奏，也有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感觉吗？
“也有。有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台下的听众都是来审判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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