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今年1月当选希腊总理前，他向选民立誓：“周一，国耻行将结束。我们将告别来自海外的命令。”
对于这种对“国耻”的强调，任何忍不住不屑一顾、将其嗤之为希腊怪癖的人，都应该好好举目当今世界。当我思考过去一年我写得最多的四个国际议题（俄罗斯、欧元区、中东和东亚）时，贯串它们的主线就是关于国家或文化屈辱的言论。
齐普拉斯上任后的第一轮动作之一就是去拜谒希腊全国抵抗者纪念碑，向二战中死于纳粹行刑者枪下的抵抗运动战士致敬。这一姿态关乎民族自尊心：让选民想起过去的英雄主义，同时让身为欧元区债权国领袖的德国人也感到一点点耻辱。
希腊新政府在竞选时承诺削减国家债务，并放弃经济紧缩政策。尽管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的对抗性方式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进展甚微，但选民喜欢这种“抗命”表现。激进左翼联盟党的民意支持率升高了，即便希腊各银行的存款在缩水。
就像雅典方面与其债权国的冲突一样，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也依靠受伤的民族自尊心来维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及其同辈领导人曾效力于一个更大、也更强大的国家——苏联。如今，普京坚持认为，现代俄罗斯应该继续被当作“大国”对待。虽然干涉乌克兰的表面原因都是要保护具体利益——海军基地、市场和边界——但莫斯科的言辞中流露出一种民族屈辱感。莫斯科坚称，俄罗斯再也不能被轻视和忽略。
俄罗斯人将向世人表明，他们不会屈服于傲慢的美国人的恐吓。普京回溯历史，以唤起俄罗斯人最光荣时刻（1940年代的卫国战争）的民族精神。俄罗斯官员将本国的核武库吹嘘为大国地位的标志和别国惧怕他们的理由。
民族屈辱感在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历史教科书以及北京的国家博物馆都渲染“百年国耻”——从1840年代第一次遭遇西方帝国主义一直延伸至1945年打败日本。年轻人被灌输的信息是，虚弱的中国遭受了外国列强的羞辱和宰割。他们被告知，现代中国将永远不会受人欺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也就是要求中国与美国平起平坐。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同样利用了“西方羞辱并压迫穆斯林”这个观点。2003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Mahathir Mohamad)注意到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关于这个主题的一次演讲，马哈蒂尔提出“国际关系中最被忽视的一种力量就是屈辱感”。弗里德曼指出，屈辱感驱使巴勒斯坦反抗以色列，也导致美国占领伊拉克遭遇武装反抗。
当2011年整个中东地区接连爆发革命时，许多阿拉伯人似乎认识到，本国政府才是他们苦难和屈辱的真正根源。
然而，自那以来，指责外部势力和西方的论调思潮再次流行起来。伊朗政府与“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的圣战分子虽然彼此厌恶，但他们都誓言反击西方给他们带来的屈辱——伊朗坚持其拥有核计划的权利，而Isis开展反对西方价值观的说教。
历史上，许多理论家和哲学家都描写过自尊和屈辱在人类事件中扮演的角色。18世纪启蒙运动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认为，人类腐败的根源在于这样一种欲望，即希望自己被承认为优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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