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按照石油国家的标准，安哥拉的不平等也到了几近荒唐的程度。寡头们在里斯本的豪华饭店可以随手掷下500欧元小费，而联合国称，约六分之一的安哥拉儿童在5岁前夭折——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儿童死亡率。安哥拉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与种族隔离的南非相当，尽管这比当今的曼哈顿好一点。
然而，这个很少被研究的国家却被西方体系所接纳。来自西方的外派员工让安哥拉保持运转。全球奢侈品经济到处都留下了安哥拉寡头的身影，包括英国的私立学校、瑞士的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爱马仕(Hermès)商店等等。事实上，牛津大学(Oxford)政治学家里卡多•索尔斯•德奥利韦拉(Ricardo Soares de Oliveira)在他的精彩新作《壮丽的乞讨之地：内战以来的安哥拉》(Magnificent and Beggar Land: Angola Since the Civil War)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寡头的理想世界”。西方国家甚至连假装反对盗贼统治国家的姿态都不再做了。
自延续250年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开始以来，外国人经管了安哥拉大部分事务。后来，葡萄牙殖民者垄断了这里几乎所有的技术性、甚至半技术性工作。当葡萄牙人20世纪70年代中期离开时，安哥拉可能连100名大学毕业生都没有。因此，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只能依靠东欧经济顾问（没什么作用）、雪佛龙(Chevron)之类的美国石油公司（帮助很大）以及（同样方便利用的）古巴士兵来进行打击安盟(Unita)叛军的内战。
《壮丽的乞讨之地》从2002年内战结束时讲起。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已变成了“资本家”，但他们根本没有建立起知识型经济。安哥拉的统治集团主要由首都罗安达的少数混血家族构成。这些精英认为住在丛林或贫民窟里的约2100万安哥拉黑人不开化，也未曾想过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事实上，去年的国家预算削减了对小学的三分之一拨款，这些学校本来就缺少经费——如果不是这一条，这项预算案称得上是扩张性的。索尔斯•德奥利韦拉写道：“安哥拉人仍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低、身体健康状况最差的人群。”
但统治者们才不会为此费心（他们对这个勉强运转的国家的控制还不如效率极高的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Sonangol）。他们只需要在几乎每一个主要的经济部门雇用有技能的外国人。“即使出现了安哥拉人发挥主导作用的假象，实际工作也是由毕马威(KPMG)、安永(Ernst & Young)、麦肯锡(McKinsey)、德勤(Deloitte)以及国际化程度较低的供应商完成，”索尔斯•德奥利韦拉解释说。
罗安达“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再次欧洲化了”，他写道。“每位安哥拉大亨背后都有一个主要由葡萄牙人组成的管理团队。”外籍人士成就了安哥拉的精英集团，后者的玩忽职守正在害死安哥拉的儿童。没关系：西方专业人士的理念是做专业的工作，而不必担心太多其他的。所以，外国人在安哥拉开采石油，制作昂贵的礼服并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建设毫无用处的机场。一家“以色列防卫机构”负责守卫安哥拉的一段边界。中国工人建设了工厂，但之后很多工厂都被闲置了。只有两个西方行业几乎不在安哥拉出现：媒体和非政府组织(NGOs)。政府不需要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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