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接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的日期，一共有52个国家申请或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创办的亚投行，坦率的说，恐怕连倡议者本身也似乎没想到会有如此众多的申请加入者。如果能够更客观的看待亚投行的成立和未来，“羊群效应”也许就不会表现的如此明显。
亚投行本是突破国内改革瓶颈的被动之举
理解亚投行的成立，首先要理解当下中国和亚洲的经济发展背景。看清楚了这个背景，就会知道亚投行的成立，以及“一带一路”的提出有更多的被动成分，而并非是为了主动挑战和打破世界的金融乃至政治格局。
从中国内部看，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里经济发展成绩卓然，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而且积累了将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快速增长得益于两条路径：一条是由于土地、人力资源的低成本带来的出口部门兴起；另一条则是依赖于政府投资，也即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大撬动了GDP的增加。
可是，这两个发展路径却在最近的10年里遭遇到了不小的挑战：先是次贷危机削弱了外需，接着是国外投资开始向人力和土地成本更为低廉的东南亚转移，中间伴随的则是投资主导型经济带来的生产过剩。这一切因素造成了所谓目前经济的“新常态”。而“新常态”本身，不过是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的另一种表达。
由此，对于下个10到20年的发展战略，便是在国内推行“新型城镇化”，在国际上倡议“一带一路”。实际上，“一带一路”战略本身，就是试图将过去中国30年的发展经验在更广的地域内复制，不仅在国内继续投资建设新城镇，还在发展中的其他亚洲国家、乃至欧洲发达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能够在国外的项目中消化吸收，这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案逻辑一致。
其实，消化国内过剩产能，除了出口生产能力之外也并非没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调整自身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主动提振国内消费。可是，做到这一点足够难，“经济结构调整”这六个词似乎是每一任政府的改革重点，可是每一次都被迫回到了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路上。
如果把视角转向上述的背景，就可以解释这些宏大的布局和战略为什么正好发生在这个时刻，因为它对应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此刻所面临的现实——即如何将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持续下去。
从中国外部看，根据亚开行的估计，亚洲国家每年的贷款需求为8000亿美金，可是，经济学里所讲的需求是有购买能力的需求，而不是贷款意愿本身，亚投行如果以为之提供购买能力为逻辑起点，恐怕也只是杯水车薪。况且，亚投行能够吸引多国加入，经济上的预期收益是一个主要诱因，这当然已经不错，但也并没有上升到为亚洲区域提供全面国际公共物品的情怀和高度。
亚投行背后的观念冲突
52个意向成员国中有30个为亚洲国家，欧洲国家也较多，8国集团中除了美、日、加拿大外其余5国申请加入。那么，亚投行本身似乎是想兼具价值共同体及利益共同体为一身，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全面的支持，可是，随着欧洲国家的加入，亚投行也许只能形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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