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本文为《再造央行4.0——新常态的中国金改顶层设计》序言，FT中文网获得授权独家刊出，原文有编辑删节。
我以极大兴趣认真拜读了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邓海清、陈曦博士（编注：以下亦称作者）所著《再造央行》。该书从中国金融市场的现实出发，深入思考各种金融现象（或乱象）背后的逻辑，通过大量的经济、金融数据的佐证，得出不少具有创见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央行在新常态下的转型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
作者认为，在中国经济由“旧常态”进入“新常态”，在利率市场化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中国央行货币政策需相应调整。该书归纳了从旧常态到新常态的四个重要变化。第一，五大周期（经济增长周期、通胀周期、地产泡沫周期、外汇占款周期、资金成本周期）的同步性弱化。第二，经济增长范式由基建＋房地产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投资驱动。第三，房地产去泡沫化，房价趋于平稳。第四，人民币汇率进入均衡区间。
在详尽说明新常态下已经或即将发生的变化的基础上，作者从六个方面讨论了中国央行转型问题。首先，因为中国不存在执政党及国家领导人竞选问题，中央政府是从长远观点出发制定政策的，因而中国央行保持对政府独立性的必要性很低。按作者说法，“中国央行应独立于财政而非国务院“。
第二，中国应该坚持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多重目标制。尽管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中国央行实行的是事实上的四目标制——“增长、就业、通胀和国际收支平衡”。四项目标中，应该放弃国际收支平衡（或币值稳定）目标，增加金融稳定目标。
第三，尽管银行、证券、保险之间仍不能交叉经营，但是混业经营在中国已经事实上形成。鉴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中国央行应当实现货币政策权和监管权的统一；目前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应进一步变为统一的委员会制度。
第四，旧常态下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将在新常态下转变为价格型传导机制。为了实现这一转变，中国央行应逐步确定基准利率和相应的定利率走廊，培育建立在基准利率基础上的反映期限利差和信用利差的收益率曲线。
第五，是建设市场化金融基础设施，为实现利率市场化创造必要条件。
最后第六点，是中国央行必须做好准备迎接大数据时代。
尽管还有不少可商榷之处，该书对中国金融现状的分析和改革的建议是很有见地的，值得有关部门和业界认真对待。我特别欣赏该书对金融市场化改革所持的平衡态度。这种态度并非出于某种前定的意识形态，而是基于一个实践者（一个深度参与市场活动的市场人士）对市场现实的了解。例如，象牙塔学者往往倾向于把市场化（市场决定）等同于自由化。而作为实践者和市场人士，邓海清、陈曦则非常清楚市场化并不等于自由化。他们的这一理念在其对利率市场化的讨论中得到充分体现，“利率市场化的重点和难点并非存款利率管制的放开，而是如何形成市场利率体系，如何完善中国央行利率调控框架，如何理顺利率传导机制，如何实现资金配置效率优化，如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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